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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呈现出了十分丰富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在很长时间以来，我国传统文化因为其自身独特的丰富内涵，养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华儿女。
但近些年来，在学校教育过程当中，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进行，这也导致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层的问题，现代的学生对于传统文化并没有有效的进行认知，十分缺乏古代常识，而传统文化的传承缺乏，也使得现代学生出现了缺乏民族精神、传统美德等问题。
针对这样的问题，在《新课程标准》当中明确的指出，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交际工具，语文更是人类文化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而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就是对语文的人文性以及工具性的统一。
除此之外，《标准》当中还强调要让学生能够在语文的学习过程当中认识到我国的博大的传统文化，并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吸收到民族文化当中的智慧精华。
并利用在教学当中渗透传统文化的方式来使得學生养成正确的价值观，最终使得学生的素质能够得到全面的提高。
一.以教材为立足点，挖掘传统文化内涵。
从初中语文的教材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其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这些丰富的文化内涵则能够帮助教师更好的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
但是，在传统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很多教师只对语文的工具性进行了重视，却因此忽略了语文的人文性，一些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过于重视对诗文的传授但却忽略了对这些诗文体现出来的文化进行传承。
因此，本文认为，在实际的初中语文教学过程当中，应重视对教材当中的教学资源进行挖掘，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人生观。
我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的传承、发展，并散发出独特的魅力，正是因为我国的传统文化具有着“以人为本”的核心观念。
而以人为本的观念更在儒家、道家的思想当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尤其是儒家的思想，对于我国历史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其发展已有两千多年，直至今天，仍然还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从这一点我们能够看到，儒家对于神学并不重视，而是格外的对人学十分重视。
儒家强调人格修养，激励人应该不断的努力奋进。
在初中语文教材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一点，例如《论语十则》等，这些文章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当中十分重要的人生态度。
而在古代，文人大多会表现出儒家的风范，《孙权劝学》鼓励人勤奋好学，李白也有诗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在道家的思想当中，也对以人为本有着十分重要的体现。
道家强调天人合一，崇尚自然，在《塞翁失马》当中就体现了道家的辩证思想，而通过对这些文章进行阅读，则能够发人深省。
古代的很多文人，在面临逆境的时候都常常利用道家的思想来对自己进行抚慰，陶渊明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是对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进行了体现。
2.礼仪教育。
中华民族又被称为“礼仪之邦”，从古代开始，中华民族就有十分完善的礼仪制度。
还以《论语十则为例》，其中写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吾日三省吾身”等，都是向后人传递如何待人接物，而《礼记》更是专门对礼仪制度进行阐述的经典论著。
这些传统美德的传承，对于现代的学生来讲，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含义。
3.爱国主义思想。
在初中语文教材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古诗文，文天祥写道“人生似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诸葛亮则在《出师表》当中写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这些文章都体现了古人忧国忧民的思想。
传统文化是十分丰富的宝藏，而我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包含的内容远远不止上文提到的这些。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更需要从初中语文教材当中不断的对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挖掘，从而更好的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渗透。
二.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渗透传统文化教育。
1.课前活动，激发学生热情。
古文是比较难学的，因此很多的学生都比较害怕对古文进行学习。
这就需要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能够根据教材的特点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利用一些具有独特特色的教学方法来对古文进行教学，从而让古文能够以学生容易接受的方式出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例如，教师可以在上课之前的五分钟当中，利用一些课前活动来使得学生的学习热情得到激发。
例如“推荐一本好书”的活动，很多学生都推荐了外国的名著，但对于我国的古典文学却很少有人会推荐。
教师则可以从《红楼小讲》等一些对红楼诗词的讲解当中入手，吸引学生主动的对《红楼梦》进行阅读。
2.品读鉴赏，提高学生欣赏水平。
对于传统文化来讲，古诗有着十分重要的传承作用，而古诗文更是对古人思想精华的凝缩。
因此在对古诗文的教学过程当中，教师应教会学生审美，在更好的欣赏优美的诗词过程当中吸取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
从而理解王维“诗中有画”的意境，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对这一联进行改写，从而更深刻的让学生了解到每局最后一字的妙处，例如“大漠孤烟立，长河落日悬”就缺乏了原文当中的动态美感。
中国文化
近日，某意大利知名奢侈品牌创始人，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对中国筷子、中华文化的不当言论。这一举动，引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而我们想告诉他们：中国筷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
该品牌拍摄了，一个华裔女模特用中国筷子吃披萨的视频。视频中夹杂着中式发音，傲慢的语气，以及各种奇怪的姿势。这无疑是对中国文化的丑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具有它独特的魅力！
基于无知而建立起来的偏见是多么的愚蠢。
筷子，是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文明的产物。筷子，是中国独特的进食工具。秦汉时期称为“箸”与“住”同音，人们怕行船搁浅，变改“箸”为“快儿”，希望船行的快，一帆风顺，以图个吉利。汉代筷子又称为“挟提”，意为挟住再提起之意，这就十分形象地道出了筷子的实用功能。再后来，由于筷子制作的材料多是竹子，因此在“快”字头上加上“竹”字头。这就成了今天的“筷”字了。
筷子，是中华民族智慧的代表。筷子多七寸六分长，代表着人有“七情六欲”，是不同于一般动物的情感动物。因此，吃饭时也时时提醒人们要节制不当欲望。筷子圆的一头象征天，方的一头象征地，表示着“天圆地方”，这是中国人对世界基本原则的理解。此外，手持筷子时，拇指在上，无名指小指在下，中指在中间，是为“天地人”三才之象征，这是中国人对世界的关系的朴素理解。筷子成双出现，与太极阴阳理念相符，代表着万事万物都有两个对立面组成。一双双筷子凝结了多少先祖的智慧，也是对后人的教育。是具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筷子，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映射。在小时候，长辈用筷子喂我们吃饭，那是启迪；小时候，长辈教我们使用筷子时说“我们是中国人，必须会用筷子”时，那是传承；在外拼搏回家，一桌家常饭，挟起的是长辈对晚辈的关爱；身在异国，每逢节日对先祖的祭拜，那是对国家，家人的思念；“多个人多双筷子”。一双双筷子挟起的是温暖人心的人间烟火。是逢年过节，吃团圆饭的中国心。一双筷子，蕴含了“启迪、传承、明礼、关爱、思念、睦邻，团结……”。承载的是中华源远流长的文华。
一双筷子承载了多少中华文化。筷子代表的，不仅仅是吃饭的工具。外国人总是用自己狭隘的眼光去臆想他们认为的事，极其的自傲无知。不妨挟起一双木筷，从胃开始，读懂中华！
面对西方，西化、分化的图谋，我们应该时刻谨记“我们是中国人”，有着“自信力”，而不是“他信力”。应有我们华夏炎黄子孙该有的魄力，时刻怀揣一颗中国心！
一双筷子，承载着中华千年文明。有滋有味，有中国味。
中国文化概论论文
一、封面格式：
2010—2011学年第二学期。
题目：
姓
名：学。
号：院。
部：专。
业：
年级：
二、期末论文选题：
1、儒家文化（任选儒家文化的某方面来分析论述）。
如：分析孔子“礼”的思想；从“仁爱”思想来看孔子对人性的关怀；试析孟子的民本思想；试论孟子的理想人格；孟子“性善论”对当代人的启示；试析孟子的义利及对今人的启示。
2、道家文化（任选道家文化的某方面来分析论述）。
如：分析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庄子名利观对当代人的启示；陶渊明田园诗的道家思想底蕴；魏晋玄学对士人心态的影响。
4、法家文化。
如：从韩非（商鞅）之死来看法家人物的精神；试述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试析管仲在齐桓公霸业中的作用；法家与“依法治国”的法治观念的形成；法家与儒家历史观之比较。
5、科举制度。
6、姓氏文化。
如：姓氏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或影响）；姓氏与家族本位观念的形成。
三、写作要求：
1、任选一题的一个方面来写，观点明确，层次清楚，语句通顺，格式规范,字迹清楚；
2、不准抄袭，否则不及格；
3、必须列举参考书目；
4、要求手写，正文字数不少于1500字，统一用大学稿纸。
中医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摘要：中医并非由中国古代哲学孕育出来，而是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引用新产生的各种哲学术语来装扮自己。
中医理论也并非中国传统文化所独有，古代西方医学中很多内容与中医相似甚至相同，中医理论是人类古代思维方式的产物。
关键词：中医;传统文化;辩证关系。
时下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这块土壤孕育出来的，要想很好地学习中医、发展中医，就必须先全面地学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哲学。
很多流行的中医普及读物将中医和阴阳、五行、周易、儒释道文化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其直接影响是让很多中医学院的学子，甚至是中医师花费大量时间在阅读古代儒、释、道经典上。
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大有可商榷之处。
中国文化概论论文
艾孜买提5102049017。
摘要：“历史循环”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中国战国末期的邹衍曾提出五德终始说，用当时流行的五行解释历史的变迁和王朝的更换。他认为历史是所谓五德的相继更替、周而复始的循环。后来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宣扬过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社会，历史的继续只能是从这个顶点倒退到原始时代的观点。历史循环论承认历史按一定秩序变化，但曲解了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循环，更不是以资本主义为终点的封闭的圆圈，而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不断发展和上升的过程。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无数珍贵的文化财富。众所周知，文化也是人类进化的产物，而文化本身也是不断的进化，不断地积累。回溯时间的长流，中国文化发展过程当中，就有了对于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的思考。从文化的角度审视中国历史的进化，我们会发现早期的对历史的进化思想有着很多值得重新思考的地方。其实说到进化思想，进化的思想并不是在19世纪末才如神兵天降般影响到中国的史学界的。早在千年之前的先秦及两汉时期，便已出现了朴素的、带有哲学思辨性的进化思想。
中国的史学自古便是极为发达的，早在上古三代时期，《易传》就充分肯定了事物变易是具有必然性的，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而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们在阐述各家思想的同时，也不时透露出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其中最为有名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亚圣”孟子，以及他提出的“历史循环变易阶段论”。孟子提出了“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命世者”，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二元循环的，盛衰之世在循环之间又以五百年为单位交替向前变易，而且历史的推动力不是人民，不是生产力，也不是某些偶然事件，而是天降的圣人。
由于孟子在中国思想界的崇高地位，他的历史循环变易阶段论难以避免的影响到了后世的史家们。即使有史家希冀提出具有进化思想的理论，也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循环的怪圈之中，但是在历史循环的每一个阶段内，也蕴藏着历史进化、变易、发展的趋势，二者可谓是矛盾的统一。如下是春秋战国与秦汉时期最突出的几个史学思想。
首先是以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为载体的“五德终始说”。此说是一种解释王朝更替与历史变易的学说，包括两个解释系统。其一是由战国阴阳家邹衍创立的按照“土木金火水”相胜之序来解说自黄帝以来的中国历史，其二是西汉经学家刘歆创立的按照“木火土水金”相生之序来解说自伏羲以来的中国历史。两种说法都认为每一朝代都有它的一德，就好象每一个人都有属相一样。不同的是，前者认为一德克一德，一个朝代取代另外一个朝代是依靠“逆取”、“革新”，这就叫做“五行相胜”；而后者认为一德生一德，前朝将天授之大位“禅让”于后朝，五德彼此相生。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是为了统治者服务的，都是为了证明新朝代旧朝乃是承上天之意，是合理合法合乎统绪的。从中我们能看出“五德终始说”的提出者们在创建这一思想时，是带有一种朴素的进化思想的，前朝气数、德运已尽，故新朝携新生或新胜之“德”，已全新进化之姿态接受天命，登上历史舞台。但即使如此，“五德终始说”也还是难以跳出历史循环的怪圈，只是从孟子的二元循环变为了五元循环。
而汉初的史学、经学家们则将此类带有神秘主义倾向及天人感应色彩的历史循环或进化思想继续发扬光大。
首当其冲的便是西汉经学大儒董仲舒及其“三统”说。董仲舒的史学思想无疑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易传》和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他提出了“有道伐无道”之说，自夏以来是“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的一个相克相胜过程。但董仲舒的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还是“三统”说。“三统”说是一种肯定历史朝代必须按照黑、白、赤三统依次循环更替的学说，此学说认为凡是异姓王受命而王，都必须改正朔，由于正朔不同，物萌之时的颜色各异，也就有了黑、白、赤三色。三统说从其表述形式而言，无疑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其最强调的就是一个“复”字，但就其实际内涵而言则是进化的。首先，董仲舒的三统说是一种体现亲疏之义的尊崇新王之说，主张新王与上两代旧王并为一轮之三统，新王需存二王之后，且帝王愈远愈疏、愈近愈亲，这种尊新王思想，无疑是一种历史进化论。再者，与“三统”相对应的是忠、敬、文“三道”，此乃一朝之礼乐制度，三道的循环是以变革礼乐，对前朝礼乐制度进行损益为主要内容的，当然也是一种进化论。因此董氏的三统说是一种以循环为表、进化为里的史观。由于儒家及其发展形式——经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历史循环变易论一直占据着史学界的主流地位。
中国文化中展现出的早期的历史观其实就是“历史循环”，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中国战国末期的邹衍曾提出五德终始说，用当时流行的五行解释历史的变迁和王朝的更换。他认为历史是所谓五德的相继更替、周而复始的循环。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g.b.维科认为历史的变化经过3个阶段：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历史变化经历了这个阶段以后，就会重新回复到原始时代，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后来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宣扬过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社会，历史的继续只能是从这个顶点倒退到原始时代的观点。历史循环论承认历史按一定秩序变化，但曲解了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循环，更不是以资本主义为终点的封闭的圆圈，而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不断发展和上升的过程。文化的进步推动了历史观的进化，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近代史，也开始逐步融入世界，以进化论为主导思想的史学观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史学界，当然也带来了新的文化思潮。为此奔走疾呼得最为卖力的当属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在著作《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中，便开宗明义的宣称，“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而另一位思想巨匠严复则用妙笔生花的译作将西方进化论介绍至中国，除了最为有名的《天演论》外，严复翻译的另一部西方社会学著作《社会通诠》则明确展示了西方历史的“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的进化历史观。用形象的说法来描述进化历史观就是，历史是一条由野蛮到文明的“直尺”，尺上有诸多“刻度”，代表了历史进化的各个阶段，常见的“刻度”有“石刀期—铜刀期—铁刀期”、“渔猎—畜牧—耕桑”、“野蛮自由时代—贵族帝政时代—君权极盛时代—文明自由时代”。整个历史进化过程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代代嬗变而来的，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此数种时代，无论何国何族，皆循一定之天则而递进者也。”历史进化论思想可谓彻底改造或颠覆了过去中国史学界那种在循环与进化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史学思想，进化论将过去可能是一个圆圈或是一个螺旋上升的曲线拉直了，直线两端伸向无穷远。而持历史进化论观点的史学家们的另一个重要理论便是历史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所谓“优”与“适”，并非是传统史家所谓的有道德的，恰恰相反，无道德的，甚至野蛮强势乃至无耻者才在进化之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只有且必须通过变法图存才能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与强者为伍。不然，若只是向世界宣示自己的弱小悲凄，或者说是“占有道德的制高点”，便只能走向灭亡，而这一思想便为清末的一系列改革变法乃至辛亥革命提供了思想理论支持。
或许当年达尔文在书桌前为自己的巨作《物种起源》写下最后一个句号时，万没有料到，他的思想早在千年以前，便以一种朴素的形态影响着万里之外的一个古老的国度，他更不会想到的是，他的思想还未经过太久，便已在那古老神秘的国度掀起了思想乃至政治的滔天巨浪。我想，历史的趣味便在于此吧。
中医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摘要：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儒家的思想，中庸之道是儒家倡导的重要主张之一。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主张安分守己、提倡积极入世、倡导政治伦理及推崇明哲保身等方面都与中庸精神的深刻影响息息相关。因此，通过对《中庸》思想的诠释，探讨《中庸》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积极的意义。
“中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极为重要的思维方法论和践行本体论。中庸之道不仅是儒家的思想准则，而且在中国文化上成为很多哲学流派的思想方法论，因而具有中国思想经典和世界观纲领的重要地位。《中庸》独特于其他经典之处在于，其所书写的是历代圣贤彼此心领神会相互传承的心法。[1]也就是说，中庸是儒家的重要道德准则，是儒家所追求的为人处世的最高规范。正是这一点上，显示出“中庸”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位置，它对古代儒家思想体系的完善和儒学教育的延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又颇有许多独到之处，这些都与儒家所推崇的经典《中庸》的影响分不开。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中庸》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崇尚天人合一。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天人合一，强调整体同一。这与先秦时期《中庸》所倡导的天、地、人的和谐是一致的。可以说，中庸的天道人道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
《中庸》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2]天赋予人一种人性，它是自然的、儒家强调的“善性”、“率性之谓道”，就是遵循人性之自然去延伸，不能违反人性之本有。然而人之性，由于气禀不同，习染易坏，有不能尽循其性的，需要以道修而治之，即所谓“修道之谓教”。《中庸》又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中庸》在论述了天、道、教之后，进入人的心理部分，这涉及性情本体和深层心理。朱熹解释道：“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4]“中”是指合度，就是说喜怒哀乐在内心还没有产生、还没发展的时候要控制到一定的度，使其安然于感情未发的状态。“发而皆中节”，意味着情绪可以发泄表现出来，但是要有一个度。这种有控制的状态就是“和”，“和”就是和谐。“中”，是天下人人都有的本性，即天命之性，是道之本体；“和”，是天下普遍的原则，即率性之道，是道之用。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在其位了，万物便生长繁育了。天与人，天与万物都繁荣昌盛了。
《中庸》后面又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5]“至诚”不是说一般意义上的诚，而是指达到了最高境界的诚。唯独这天下至诚的圣人，才可以发挥他的天赋本性。圣人既能尽己之性由是推之于人，设立政教，使人人都能复其性之本然，而能尽人之性。圣人能尽人之本性，由是推之于物，而能尽物之性。由于人物皆天地之所生，圣人能尽物之本性，即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就是可以促进万物发展，而不是去违背或对抗自然规律。这是用人的善心和诚意去促进天地之化育，生生不息的一种道。天位于上而覆物，地位于下而载物，圣人位于中而成物，以一人之身，与天地并立而为三，即“与天地参矣”，达到天、地、人鼎足并列的境界。只有顺其天、顺其地、顺其万事万物规律，掌握了万事万物规律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懂得真理的人。《中庸》在这里强调，只有真诚才可以使自己立于与天地并列为三的不朽地位，可见真诚的功用之大。
可见，中庸之道要求在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均要注重适度与均衡，其所构成的“天人关系”主要表现在天道与人道的合一上。所谓天道的核心在于“诚”，而人道的终极目标则是对诚的追求。在人道与天道合一中努力达到原天以启人、尽人以合天，从而使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天性相和谐。当人性与天性相应相合之时，人性也就与天性的至善至诚致仁相合一。这种人性与天性的和谐，对天下士子提出了内在的修为与外在的践行高度合一的要求，成为历代仁人志士追求至诚至仁的目标。
二、主张安分守己。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安分守己、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不生非分之想。这与《中庸》所倡导的“素位而行”的要求是一致的。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6]。这里，论述君子修中庸之道的次序等问题，是说君子但因其见在所居的地位，而行其所当行的道理，未尝于本分之外，别有所愿幕。“素位”即见在所居的地位，意味着居于什么样的位置，就在这个位置上去行事，而不做分外妄想之事。
“素富贵”，君子在富贵的位置上就要行乎富贵。如果富贵了却更加贪婪，总想把他人囊中之物据为己有，这就叫不行富贵之位。当今来看，如果富贵了，能做到取之于社会，又回馈社会，拿出部分钱财赞助教育、资助宗教、扶助贫困，这就叫行乎富贵。
“素贫贱，行乎贫贱”，指一个人贫穷时，应该安贫乐道，做贫贱所当为的事。可以为自己设立目标，调整自己更加努力，使社会制度更为公正，以改变现状。但如果怀有太多的野心就会徒增痛苦，而且会嫉妒甚至是埋怨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一心怨恨社会和他人，只会使自己和他人都受到伤害。
“素夷狄，行乎夷狄”，夷狄指的是边远地区，不在华夏或中原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之中。“行乎夷狄”，就是说不是去埋怨地理位置不好或条件太差，而应该脚踏实地地从本民族本地区的客观现状出发去做事情。
“素患难，行乎患难”，身处患难之中就应知道患难是一种多么珍贵的提升自我品质的机会。不能因为患难，让自己丧失立场，丧失尊严。正是患难可以使人超越自己，让自己成长。在患难中如果只想着让别人来帮助自己，幻想着不经过努艰苦力就获得平安畅达，这是与君子应有的修为背道而驰的。只有在患难中保持坚强的意志和一颗阳光的内心，才能让自己走出困境并重新崛起。君子身所处虽有不同，但都能尽其当为之道，所以才可以随处安然自得，即“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接着《中庸》说：“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7]这是君子素其位而行的实践方法。“在上位不陵下”，处在上位，不要作威以欺凌下位的人。虽处下位，也不附势以攀援巴结那在上的人。即上级不应该借势压人、仗势欺人，而下级之人对上级也应行坦荡的君子之风。正因为陵下不从，必怨其下，援上不得，必怨其上，所以要“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从严从正要求自己，从来不去求取与人，这样也就没有怨言了。只要心中泰然，虽然上不得于天，也能顺受其正而无所怨憾于天，虽然下不合于人，也能安于所遇而无罪尤于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居易”就是居在平易安定之处，“居易以俟命”，就是说君子素位而行，随其所寓，安居现状等待机会。相反，“小人行险以缴幸”，小人总是铤而走险，而且怀着侥幸的冒险心理。君子为人处世，应该堂堂正正，恪守本分，而不应该铤而走险，让自己陷于险境。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8]这里用射箭比喻君子之立身处世，一箭射去但脱靶，没射到靶心“鹄”，不是去怪靶子不好，更不怨那胜己的人，应该检讨自己，即所谓“反求诸其身”，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是君子之道自我内修的价值要求。
《中庸》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9]如果不是天子君王，而是士、知识分子，他们就应该去做自己分内之事，而不能去议定制礼，不能制定法度、考订文字。因为制礼作乐，是国家极大的事体，只有有德有位的圣人，才可以定一代之典章，齐万民之心志。国家之制度、书写的文字也唯有天子才有资格去制定、考证。政教出于朝廷，事权统于君上，非臣下所能干预。这就再次强调，作为一般老百姓，只能安于本分，不能有非分之想、越权之行。
《中庸》认为君子要素位而行，安于所守，这一观点同《大学》中“知其所止”的观点相一致。它告诉我们，任何成功的取得都基于对现状恰如其分的适应和处置。一个人不能适应现状，不能准确定位自己，是很难成功的。《中庸》“素位而行”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般世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三、提倡积极入世。
《中庸》倡导大德受命、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它与《易经》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一样，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
在《中庸》第十六章中，孔子以舜为例对中庸之道的功效加以进一步说明。“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10]孔子说，舜真是个最孝顺的人！德行方面是圣人，地位方面是尊贵的天子，财富方面拥有整个天下，宗庙当中祭祀他，子子孙孙都继承他的伟业。所以，有大德的人必定得到他应得的地位，必定得到他应得的财富，必定得到他应得的名声，必定得到他应得的长寿，即“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天生我材必有用，只要你修身而提高德行，总有一天会受命于天，担当起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到那时，名誉、地位、财富都已不在话下，而且也会因快乐而健康长寿。所以，上天生万物，必定根据它们的本然之材质异其所加：如果根本完固，栽植而有生意的，便从而培养之，雨露润之、日月照之；而对于那些根本动摇，倾仆而无生意的，便从而覆败之，雪霜被之，风寒折之。圣人相信上天是公正的，要你努力并具有大德，就必然能得其位、得其名、得其禄、得其寿。只要是把自己内在的善良与真诚升华出来，个体的努力必然不负期望，会让自我走向成功之道。也就是说，天道和人道是合二为一的，只要你努力进取，命运就会站在你这一边。
“《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11]。《诗经》说，可嘉可乐的君子，有显显昭著的美德，既宜于在下之人，又宜于在上位之人，因此能受禄于天而为天下之主。上天保佑他，任用他，给他以重大的使命，使他长享福禄于无穷也。所以，拥有大德的圣人，必然受上天的眷命而为天子。一个人如果有大德，无论身处顺境逆境，处江湖之远还是居庙堂之高，他的优秀品德总是可以让身边的人受到感染，如沐春风，自然而然身边的人就会赏识他，给他机会，这是“大德者必受命”的道理。君子要顺其自然，不要胡作非为，不要铤而走险。
由此看来，儒学并不是绝对排斥功利，只是反对急功近利、不安分守己的做法。换言之，儒学所强调的，是从内功练起，修养自身，提高自身的德行和才能，然后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地获得自己应该获得的一切。君子只要通过修身而提高德行，总有一天会受命于危难之际，担当起治理国家的重任。这其实也正是中庸之道的精神――凡事不走偏锋，不走极端，而是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这一思想与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思想异曲同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渗透进一般读书人的心里，让他们积极读书，等待天降大任。
四、倡导政治伦理。
中国古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伦理观念而加以维系的。中国的社会伦理、国家伦理是从家族伦理演绎而来的，中国历代的统治阶级在治国方面，都注重道德感化的力量，强调劝善惩恶，见贤思齐。圣人的伦理教条，从小就加以灌输，可谓家喻户晓，路人皆知。并且通过礼乐并重的方式，使冰冷的政治温情化，充满了浓浓的人文关怀。《中庸》对政治伦理化的阐述极为深刻。
首先，通过中庸之政体现出来。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12]鲁哀公向孔子请教：“人君为政的道理当如何？”孔子说，周文王、周武王推行的政事都是酌古准今，尽善尽美的，如今都记录在当时的木板和竹简之中，其纲纪法度，都可以从中去考察去解读。如果圣明的君主和臣子依然存在，当时立下的政事，如今样样都能够实现，文武之治，也可复见于今日。如果没有那样的君臣，那政事也就都灭息了。圣人贤臣施政的`途径，就在于勤于政事，让政治立竿见影；就像在肥沃的土壤中植树，勤于种植，让树很快长起来的途径一样，要迅速见成效，就要使政治像芦苇一样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里，孔子提出为政在人的问题，强调执政者的修养。“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为人君者，要举文武之政，必须择贤臣而用。然而人君由是臣下的表率，如欲取人，必须先修自己的身。而要修身，必须对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道理，认真去践行。然要修道，又必须全尽本心之仁爱。这样，以仁修道，以道修身，则上有贤君，以身取人，下有贤臣，从而举文武之政也就不难了。“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人之所以为人，乃在于有生之初即具仁爱之心。然而仁虽无所不爱，必先爱自己的亲族，才能推以及人。也就是说，在“仁者爱人”中，爱自己的父母是仁爱中最重要之事。人应该从爱自己的父母开始，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却声称自己爱国人民，是虚假的、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庸》认为爱自己的父母，是实现仁爱千里之行的第一步。
“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所谓义就是适宜得当，尊敬有道德的贤人称为义。尊敬贤能是义最主要的方面。“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亲爱亲人有不同，如父母应当孝敬，宗族则当和睦，自有个主次。尊敬贤人也是有差别的，如大贤则以师傅待之，小贤则以朋友处之，自有个等级。这主次等级，都从天理节文上生发出来，所以说“礼所生也”。
“在下位不获乎上，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13]。处在下位的臣子，如果得不到处在上位的君主的信任和肯定，就不可能获得民心，从而统治百姓。所以，君子不可不先修其身，而要修养其身，不可以不善事其亲，侍奉好自己的父母和亲人；而欲尽亲亲之仁，必须尊贤取友以知人，知人又必知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的自然天理。由知天以知人，知人以事亲，则身修而有君矣。以身取人，则有臣。有君有臣，必会有文武之政的盛世。这里讲的是为政要从自身做起，但并不是简单的独善其身，而是要在社会和人群的维度中自我提高，在孝敬父母、结交良友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修养，而这一切又最终返回到“知天”上。修身事一切的源头，也是最后的终点。
其次，通过达道达德的社会公共价值展现。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14]。天下古今人所共有的道理有五件，即“五达道”，而实现这五条道理的德行有三种。五达道是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系。在君臣则主于义，在父子则主于亲，在夫妇则主于别，在兄弟则主于序，在朋友则主于信。这五件是人之大伦，从古至今，是天下人所共有的伦常关系。就如人所通行的大路一般，所以说是天下之达道。智、仁、勇是实现五达道的德行，是天下最重要的美德。知则明睿，所以知此道者。仁则无私，所以体此道者。勇则果确，搜易强此道者。这三件事天命之性，天下人所同得的，无少欠缺，所以说是天下之大德也。达道必通过大德而后行，对于如何实行，《中庸》概括为一个字，就是“诚”，这是《中庸》一书的关键词。诚就是真实无伪，这样知为实知，仁为实仁，勇为实勇，达道自无不行。
“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15]。这里是说造道的等级。人性虽同，而气禀有异，就知此理而言，有的生来天性聪明，不待学习自然就知之；有的通过讲习讨论，从事于学问然后知之；有的学而未能，困苦其心，发奋强求然后知之。这三等人，闻道虽有先后，然而到那豁然贯通义理明白的去处，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及其知之，一也。就行此理而言，有的天生德性纯粹，不待着力，黯然能行；有的真知笃好，只见得这理好，往往贪利而行；有的力未能到，必待别人勉强督促，而后能行。这三等人，行道虽有难易，然只要达到目的，也都一样。所以说，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16]孔子又说，人之气质虽有不同，然未尝无变化之术。智以明道，如果笃志好学，凡古今事物之理，时时去讲习讨论，不安于不知，那么闻见日广，聪明日开，也就接近于聪明、明智了。仁以体道，如果勤励自强，事事去省察克治，则将见本心收敛，天理复还，也就接近于仁了；勇以任道，如果能知己之不如人，而常存愧耻之心，不肯自暴自弃，也就不再懦弱，接近于勇敢。了解了好学、力行、知耻这三点，就知道应该如何修养自身。以己观人，虽有物我之间，然而在我的道理，即是在人的道理，所以知道了应如何修养自身就明白了如何去治理民众，去从事政治。以一人观万人，虽有众寡之殊，然一个人的道理，即是千万人的道理。所以知道了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就明白了如何去治理天下国家的要务。总之，治理天下国家，以修身为本。儒家思想强调从自身开始，从小处入手，然后去治理大国，这当然需要出于公心――“天下为公”的公心。有了公心有了公德有了好的口碑，又有了好的行政举措和人伦秩序，就可以按照正确的步骤治理天下。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庸》从“仁、义”之为政根本，到五达道――五对基本人伦关系、三达德――衡量知识分子德行的三条标准，都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人伦道理，使中国的政治充满浓浓的伦理色彩和人文关怀。这些理论深深影响了人们对人伦关系的认识和处世原则，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所独有的特色。
五、推崇明哲保身。
中国文化中“退而保其身”的人生处世观，影响了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思想观念有深深的历史渊源，在《中庸》中有明确的阐述。
“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17]君子既然集圣人之道于一身，自然无处不恰当。身居高位不骄奢淫逸，身居地位不背弃背叛。“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这句话非常重要。儒家倡导的不是愚忠，不是说国有道时忠，国无道时也忠，明君也忠，昏君也忠，完全没有个人自己的判断力。相反，儒家强调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君子应去发表言论，表达自己的施政纲领，使国家振兴发达。当国家政治昏暗时，应见机而作，不作危激的议论，这样才足以远避灾祸而容其身。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作为文化载体、文化传承者和思想者而存在，当政治清明时，他们的言论足以兴邦，使国家兴盛富强。但是当政治黑暗时，他们全身远祸以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启迪感召后人。所以《诗经》上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引《诗经・大雅》说，周之贤臣仲山甫，既能明于理，又能察于事，故能保全其身无有灾害，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其实，这种非愚忠的中庸思想在孔子已那里表现非常明显。孔子以“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18]作为自己的处世原则。以“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19]作为自己接人待物的原则。以“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20]作为孔子教育的辩证法。“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彰显了儒家思想体系中重要的辩证法和走向仁爱、大同的普遍和谐观。可以说，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中庸之道后来与道家的养生思想、佛家的遁世思想一起，共同促成中国文化中“全身保性”观的形成。
《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学中的中庸之道，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它史论结合纵横交错，通过开掘个体身心修为之维，将外在事物和天地大道相合相生，显示了中国哲学的思辨性和践行性。朱熹于开篇就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26]中庸之道主要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它崇尚天人合一、主张安分守己、提倡积极入世、倡导政治伦理、推崇明哲保身及重视后天教育等方面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影响了一般世人修身、做事的原则。时至今天，我们仍然应该认真研究它，寻求其对当代社会积极的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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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
中国，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一个承载着无数文明的古国；中国，一个充溢着希望的国度。五千年来，茶叶的清香在空中散发出的是中国人的情怀，粉墙黛瓦在水乡中维持着的是中国人的传统，毛笔在宣纸上静静地转动书写的是中国人的历史。夏日的荷塘月色，冬日的雪映长堤，随着七弦古琴的乐律，在中国的万里疆土上，永久地连接着它的过去和未来。
我第一次接触到国画是八岁，当初只是学了一些皮毛，但在那短短几年间，我却爱上了这些染着悠悠墨香的水墨画，爱上了笔墨纸砚。而宣纸，它留给我的印象最深，不是多么华美的形象，而是洁如雪，雅若梅，粗看之下，仿佛夹杂着日月的明朗，。它的味道总是微微染上墨香，从不像生硬的浓香。宣纸的气息，是让人心安的淡雅之味，也许，这便是中国文化之真谛吧，不张扬，但清丽。像那些用笔尖晕染，勾勒出重重意境的水墨画一样，像不染凡尘，轻灵洒的脱仙人一般，在墨香中移步于历史的长河。
一截飘扬的水袖，一段铿锵的乐声，几声充满绵意的轻柔唱腔，从戏台上，书本上，甚至电视上，带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念想。在各类戏剧中，我尤其爱越剧，那台上女子婉转的唱腔，时而啼血悲诉，时而略带豪情，那长长的袖一扬，动作轻缓舒展，唱腔绵长轻盈，浓妆艳抹，金银挂饰之下是灵动秀气的心灵。越剧的美，还美在它的语言，如：“牡丹谢，芍药白，海棠青，杨柳带愁，桃花含恨”。一字一句无不带着柔美、委婉之意。渐渐地越剧对我而言，那生动的形象不再在那电视上停留，而是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暗暗地传播着中国经典文化的美韵。
光洁的表面，精美的青色花纹，是我对瓷器的印象，然而，这又是多么浅显的观察，它上面印的是落霞吗？要不怎有此番雍容。它上面印的是水流吗？要不怎有此番似柔似刚的风韵？景德镇瓷器上，精美的莲花给出了回答，它穿过历史的潮流，穿过年代的轮回，突破陈旧的灰土，在温润如玉的青瓶上，飞出了凤凰，绽开了锦花，光润的瓶身，在历史的沉淀中，静静地记录着那些金陵台殿雄伟和霓裳羽衣飞扬的那一瞬间，记录着属于中国的古典之美。
柔软地似水，明艳地似光，绵长光滑的丝绸就像时间似的从我手中流开，针脚熙攘之间，一个个生动又抽象的物体在眼前一闪而过，闪金的线条流畅地在华美的“画卷”上穿梭，不带一丝生硬，灯光摇曳之下，在手间拂过的“咝咝”声浸透着空灵的清音，在空中久久地回响着，穿过了千年的时光，穿过了那遥远的“丝绸之路”，穿过了那阵阵驼铃，一直向未来飞去。
窗外，雨在不住地下，浸着清凉的水珠从黑青的瓦上滑落，随之染上了晕黄的白墙，在青石砖上连成一片，汇聚成一条长长的水流。是的，在日月轮转，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之间，中华在静悄悄地雄壮起来，也在静悄悄地点燃着每个人心中的中国魂！
中国文化软实力论文
摘要：大学软实力是大学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软实力建设是提升大学整体实力的重要途径。哈佛大学软实力建设的经验昭示：我国大学提高自身软实力要弘扬大学精神、注重制度建设、打造大学品牌、发挥教育家校长作用。
关键词：哈佛大学；软实力；启示。
“先有哈佛，后有美国”，建于1636年的哈佛大学是美国最古老又最久负盛名的大学之一，370多年来，它在学术领域和人才培养方面成就辉煌，为美国和世界培养了大量的杰出人才，其中包括7位美国总统、40位诺贝尔奖得主、30多名普利策奖获得者以及众多的各行各业领袖，其影响力早已超越美国国界，对世界其他国家也产生深远影响。目前，我国大学正在着力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积极探索“内涵式发展”的良性发展模式，形成了以提升大学软实力来提升大学整体实力的新思路。哈佛大学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楷模，不仅拥有一流的师资、生源、图书馆等硬实力，还具有无形且强大的软实力，“诚如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所说：‘真正的哈佛乃是一个无形的、内在的、精神的哈佛’。”因而，解析哈佛大学软实力，对我国大学如何提升自身软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软实力”概念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教授于1990年提出的，是指某个国家依靠文化和理念的因素来获得影响力的能力。大学软实力是从国家软实力演化而来，是大学价值理念、内在品质和整体精神风貌的反映。李培根、王恭南认为，“大学软实力是能表现出学校能量，但无明确指标和数据的所有因素的集合，其构成因素有：内在精神、内部管理、外部（软）资源、领导素养。”下文即从以上四个维度探析哈佛大学的软实力。
1、崇真求是、追求卓越的大学精神。
崇真求是、追求卓越是哈佛大学的精神追求，也是哈佛大学能够生存、竞争、开拓进取并持续辉煌的力量源泉。哈佛大学在其3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三易校名、历经28任校长，经历着美国历史进程的风云变幻却始终坚守着建校初期的办学宗旨和精神追求。写着“真理”的校徽和“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的校训在哈佛大学沿用至今。同样始于1650年的哈佛学院特许状也在哈佛大学校长手中传承，“促进所有有益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借助所有有益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教育年轻人，并为教育本国的青年人提供所有其他必须的东西。”追求真理就成了历任哈佛校长最执着的追求，如在1933～1953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科南特指出：“如果我们试图用一句话来概括高等教育的目标，那就是追求真理。”哈佛大学追求真理的同时也注重追求卓越。突出表现在招生和聘请师资方面：一是哈佛大学推行精英教育，招生标准极其严格，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不仅注重考核学生的学习成绩，更注重综合素质，尤其是学术潜力和社会实践能力；二是“哈佛大学数百年的辉煌，不仅是因为生源的优秀，还在于它有着一支其他任何大学都无法匹敌的教师队伍，即被人们称誉的庞大的‘明星教授群’”。哈佛大学秉承崇真求是、追求卓越的大学精神，在择师和育人上坚持高标准、高质量，才使得它成为人文荟萃、英才辈出的世界一流大学。
2、健全、高效的内部管理制度。
内部管理体现着大学的软实力，健全、高效的内部管理制度是大学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哈佛大学的.校长遴选制度、“双院制”与委托—代理制度、师资管理制度都别具特色。
（1）哈佛大学校长遴选制度。哈佛大学校长的遴选是依据哈佛大学1650年制定、后在1780年经马萨诸塞州宪确定的《哈佛校章》进行的。“以第27任校长遴选的程序为例：学校首先成立新校长遴选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共9人，包括哈佛大学校长和理事会、监委会委员。然后向在校生、毕业生以及社会各界名人发出30万封信函，请他们推荐新校长人选。期间遴选委员会共召开了12次哈佛本科生、各类学科研究生代表参加的讨论会，主持了4次不同学院和学科教职工参加的意见收集会，会晤了200多名哈佛教职工和高级管理人员，听取他们的意见。历时一年后，在1月3日哈佛理事会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投票推荐萨默斯为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
（2）“双院制”与委托—代理制度。哈佛大学实行“双院制”的管理模式，哈佛大学在建校之初并没有因袭英国的管理模式，而是设立由校内人士组成的董事会和校外人士组成的校监委员会共同管理学校。在“双院制”的基础上，“哈佛大学隶属成员的聘任实行的是委托－代理制度，在董事会与校长的关系上，实行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是董事会下的首席执行官，负责学校的教学、科研、人事、学生等各项事务，向董事会负责。校长下属成员主要由校长考察提名，院系级管理者与校长是委托—代理关系，实施任命制度或者部分选举制度，院长要首先对校长负责，教授的选聘是业务委托—代理关系，教师要对院系和校长负责。”
（3）哈佛大学师资管理制度。大学的发展必须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劳威尔校长认为“大学是大师云集之地，如果这所大学的终身教授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那么这所大学必定是最优秀的大学”。但是教师创造知识的潜力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需要一定的激励与约束制度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哈佛大学实行以下四种制度：一是社会契约式的聘任制度，也称终身教职制。对校内教师实行“非升即走”的制度，即已聘教师在8年内没有晋升，必须离开。对校外名师、知名学者的聘任，采用“明星制”。二是评估式的评估制度。由学生和评估委员会共同对教师进行评估，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在网上查阅到评估结果。三是采用社会实践制度。教师必须将科研和教学相结合，深入了解社会问题，探寻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四是优质的服务和薪金。哈佛大学教师实行“秘书制”，由秘书负责打字、复印等事务性工作，教师专心教学和科研。哈佛大学还为教师提供健全的社会保障，如医疗、福利，给教师高额的薪金，平均每位教授约15万美元。
3、外部（软）资源。
哈佛大学校长的遴选程序非常严格，对校长自身素质也有明确要求：既是学术领域的杰出人才，又要具有优秀的管理才能。“哈佛最大的财富在于它成功的挑选了历届的校长，在它历史上重要的时刻，哈佛总能设法挑选到一位义无反顾地带领哈佛继续创新，走向辉煌的领袖。”他们明确的办学理念和坚定不移的改革精神，使哈佛大学一步步走向辉煌。18，蒂克纳参照德国大学模式，对哈佛大学进行改革：倡导选修制，打破传统的“固定课程”模式，以系为单位重组学院，倡导研讨式的教学方法，实行住校研究生计划。蒂克纳的改革，使哈佛大学迈出了从传统学院向现代大学的第一步。克拉克·克尔在《大学的功用》中给予了蒂克纳以高度的评价：“现代美国大学发展的实际界限起始于1825年哈佛大学的乔治·蒂克纳教授。”艾略特在担任校长期间，改革教学方法，严格评价制度；确立大学的科研职能；重视本科生教育，建立选修制度，改革课程体系；创办研究生院，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艾略特的改革与创新使哈佛大学从区域性大学逐渐发展为全国性研究型大学，为哈佛大学日后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历任哈佛大学校长虽然任期不一，但他们始终坚持追求真理、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紧密把握时代的脉搏，勇于改革创新。正是这些校长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和改革精神推动了哈佛大学的持续繁荣与发展。
1、弘扬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是反映其成员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工作态度和行为取向的核心文化，是一所大学整体风貌的内在表现，具有崇真、求是、追求卓越精神的大学才能成为学人的精神家园，成为造福国家人民的基地和引导社会精神文明的灯塔。”自开始，我国开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招生规模迅速扩张，高校人数也急剧膨胀，但是我国大学长期形成的重硬件、扩规模、谋升格，轻文化建设、内涵发展的格局并未根除，致使我国大学竞争力不足。哈佛大学的发展历程昭示：一流的大学就要坚持崇真、求是、追求卓越的大学精神，不为局部的、眼前的物质利益而忽略大学精神。这值得我国大学学习与借鉴，破除规模扩张的老思路，走内涵式发展之路，重视大学文化建设，弘扬大学精神。
2、重视大学制度建设。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制度是独立的生产要素，是一种稀缺资源，它是决定或影响组织效率与效益的关键因素之一，制度也是大学组织生存、竞争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没有有效的制度供给就势必遏制大学的发展，无论是国外大学竞争力的提升，还是我国大学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都足以证明制度的价值。”哈佛大学内部机构良好的运行，依靠的是科学高效的制度保障，如严格的校长遴选制度、院校管理的委托—代理制度、师资管理制度等。制度是一种隐性的软资源，但能与大学内部显性的硬资源产生互动，共同发挥作用。因而我国大学在现阶段要建立和完善大学制度，为我国大学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3、打造大学品牌，吸引外部（软）资源。
大学品牌是大学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综合体现，是大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文化积淀和办学实践所积累的荣誉，是社会公众对大学的整体性评价。大学品牌影响着社会公众对大学的看法，影响着大学在招生、就业和院校竞争中的地位。哈佛大学的管理者深悟其中之道，他们通过媒介宣传哈佛的办学理念、建立同政府及企业良性的互动关系、加强和校友的联系，为哈佛大学吸引优秀师资和生源、获取政府和校友的捐助提供了潜在的动力。目前，大学实行品牌战略和品牌经营已经成为国际教育的共识，高等教育国际化为世界各国公民提供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的机会，同时也加剧了世界各国高校间的竞争，我国高校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注重大学自身的品牌建设势在必行。
4、发挥教育家校长的引领作用。
大学校长是大学独立发展的“舵手”，杰出校长往往成为大学发展史上的丰碑。作为大学首脑的校长，肩负着大学组织与改革的重任，他们的办学理念、领导组织能力往往对大学的发展起到引领、掌控作用，如蔡元培之与北京大学、朱九思之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样哈佛大学的发展史也是哈佛大学校长的改革创新史，如艾略特推行“选修课程”改革、劳威尔实行“集中与分配制度”改革、科南特倡导的“通识教育”、博克实施的”核心课程”改革。正是这些校长站在战略的高度审视大学并准确定位，又立足现实稳步改革，才造就了哈佛大学的持续辉煌。目前，我国正处于教育改革的时代浪潮，大学的发展同样需要教育家校长来引领。
中国文化的论文
需要清醒地认识，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认知仍然存在偏见与盲点。折射出当前要大力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对外文化交流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不断繁荣发展的同时，对外文化交流事业也不断进步开拓，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对外文化交流的规模和影响空前扩大，内容和形式日益丰富，渠道和层次更加多样。进入新世纪，我们坚持公益性文化交流和对外文化贸易相结合，鼓励文化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文化贸易在交流中的比重从小到大，由弱渐强，贸易额逐年增加。丰富多样的文化交流已成为当代中国与世界沟通情感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成为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渠道和途径。
当代中国文化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当代文化艺术蓬勃发展，在艺术观念和表现形式等方面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日益丰富多样的各类文化艺术活动极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催生出一大批体现国家文化形象的艺术精品，催生了一大批知名的作家、艺术家。
经过近几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当代中国文化艺术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并且在世界当代艺术舞台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成为推动世界文化艺术蓬勃发展的强劲力量。当代中国文化在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文化走出去的成绩令人鼓舞，但是，我们还需要清醒地认识，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严峻挑战。由于种种原因，国际社会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认知存在偏见与盲点，提到当代中国文化，要么想到反映落后、愚昧的中国封建文化遗存；要么将一些“非主流”思潮的文艺作品视作当代中国文化主流；要么热捧那些畸形表现、格调低下、哗众取宠的艺术人士。一些西方媒体和文化艺术评论常片面地认为这就是代表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精神的作品。由此，国外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的认知匮乏，当代中国文化艺术作品与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欠缺，对外文化传播力度、广度与深度的不足，以及文化产业、对外文化贸易刚刚起步等等，构成了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困难与挑战，更折射出当前要大力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中国当代文化是我国社会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成果，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帮助世界了解当代中国发展的直接路径。我们应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和科学发展的眼光看待当代文化领域的新现象、新发展，加快推动当代中国文化更好更快地走出去，加快实现从文化资源大国到文化强国的转变。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从时代发展的大局出发，从国内外客观形势和对外文化交流的客观规律出发，要求我们从战略高度推动中国当代文化走向世界，更多以当代文化为视角，展示当代中国人民旺盛的创造力和文化艺术成果，通过当代文化反映当今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和普通百姓的真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风貌，全面树立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形象。在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应秉承对外文化交流多年积累的经验，把握原则，创新作为，内外兼顾，努力提升当代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要进一步重视反映具有时代精神内涵和艺术价值的作品全方位、多角度的传播。对外文化交流应该是全方位的，既要有传统文化，更要有当代文化。在对外推介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和文化品格的当代艺术作品和优秀艺术家的同时，要重视对外推介和宣传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色、民族精神，特别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作品，使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当代性有整体性的了解。在政府组织的大型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坚持将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并重，重点推介、筹组有代表性的中国现当代文化艺术优秀作品，权威性地展示中国现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现状。
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当代文化走出去市场机制建设，完善走出去体制和机制保障。要大力统筹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鼓励创新，走精品战略，实施“文化中国品牌战略”,鼓励对外文化更多地以民间和商业的方式走出去，着力打造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贸易企业，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着名品牌。积极搭建对外文化贸易平台，加强国际营销网络建设。改进文化出口奖励机制，构建完整有效的投资信息平台和文化贸易统计系统，形成以政府为引导、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为主要方式的对外文化贸易新格局。
要尊重文化艺术的创造发展规律，营造社会各界正确认识当代文化、积极支持当代文化走出去的氛围。文化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各种文化艺术间的发展关系和借鉴互动，体现了文化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当代文化艺术建设中，不能厚此薄彼、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文化建设是一个逐步积累、持续发展的过程。在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要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文化机构、社会团体、民间力量和地方省市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全面调动、整合各方面的资源与力量，积极凝聚海内外华人艺术家，搭建平台，广开渠道，使得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更稳健、足音更强劲、风采更久远。
书法与中国文化论文
钱穆先生曾专门写了《理学与艺术》长文，对理学影响艺术（主要论画）作了深刻的阐述。虽不少精思，启迪后学，但对书法评价阙如，实在遗憾。今从书法与理学角度析之，以补其缺。
每一个时代的美学思潮都来自哲学思想，而书论必然受到主流思潮的影响。三教合一对中国书法的渗透，奠定了中国书法美学思维的高度。儒家的文质彬彬，里仁之美，至大至刚；道家的大朴不雕，天地大美，玄淡清远；佛禅之空灵圆融，即心是佛，心法为上等，无疑左右着书法创作。只有到了宋代，文化转型带来了巨大的观念更新，历史进入到近古时代，书法也出现了变化。在书学思想中，典型的是“理学书论”的出现，影响相当深远。尽管许多学者深挖中国艺术精神的实质，高言是创变、阳刚等，实际上忽略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性――致中和的书论思想方为主流。徐复观说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应该限定在宋元明清，内倾性奠定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这个时期在书法上，最典型的是“理学书论”的盛行，它是为理学文化之分支。理学文化是理学影响圈与书论所发生的种种关系的总和。宋代理学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儒学的思辨化，作为宋学核心的.理学家涉足书坛而形成了理学书论，起点甚高。（参考吕总《宋代理学文艺论纲》）。
一、理学书论对文艺的影响。
自宋以来，融合三教而归宗儒学的理学，史称新儒学，有着包容多种学术思想而统一于儒家的气度，改造了原始儒学的思维结构。儒家为经学之丰流代表，其中以理学影响最大，宋元明清直到现在，虽然内部分化主要为道学、心学之异，也包括蜀学、洛学、闽学、关学、濂学、新学之争，最后都集中体现在程朱、陆王之论战中。尽管对“宋学”“汉学”之争各不相让，但经学作为主流文化，已经深刻地烙入书法理论与创作实践中。理学最大的思维特点是“外透天道，内彻心性”，即天人合一。自宋至清，可以说主流书论是理学书论（有专文论述）。理学对待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修身层面上，强调“敬”“反省”“涵养”“持养”的妙用，主张“艺道一体”。“涵养德性”是理学家共同之追求。子思《中庸》已提出“德为圣人”命题。程颢进一步提出：“德性者，言性之可贵，与言性善，其实一也。”实际就是“性即理”也。程颐则曰：“性禀于天，才禀于气”。养气修心如对至尊即对天理。钟人杰《性理会通》载：“程子曰：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这可以看出以书体道之典范。
（二）在文道关系上，或主张“文从道中流出”，或言“艺道双进”，或言“道重艺轻”。理学家认为：“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认为学养的作用明显。但多数认为“道重器轻”，把文艺都视为“形而下”的东西。程颢认为：“文必贯道”“器必贯道”。
（三）在创作方法上，强调“心性”，力主“性灵”――性情与灵机的结合。强调“内外交相养”，从心性与天道两方面结合看问题。程子认为：“心通乎道”；朱子的“心统性情”说最为典型。心中未发则为“性”，无善恶；既发出来则为“情”，有善恶。最后还得回归“天”乃为“性灵”。
（四）在审美功用上，倡导“天趣”与“人功”的结合，最终追求“天人合一”。强调“格物致知”“格物穷理”，尤其重视“天成”“天全”“天放”“天德”等内容，所谓“尽性以知天”。
（五）在审美风格上，主张“沉潜敦厚”，“从容中道”，有圣贤气象为贵。也喜欢平正端庄，反对欹侧放荡。朱熹对苏东坡、米南宫的责难如“把字写坏了”，过分批评其夸张姿态，但有时又肯定其“英风逸气”。
（六）在艺术品格上，强调人品对艺品的作用，“书关德性”，“人品即艺品”。这是理学家追求“孔颜乐处”、仰慕“圣贤气象”、培养“浩然之气”的具体表现。而文艺之功用必须体现“圣贤气象”，体现一种超然、博大、刚正的人格，是宋儒普遍的共识。
理学家的文艺观有时前后矛盾，这是因为他们自身兼有道学家和文艺家两重身份的原因。
（七）思维上的“物必有对论”所开创的辩证精神。从《易》开始的“阴阳之道”“相摩相荡”到邵雍的“一分为二”命题，二程《遗书》的“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体现出宋学的理性精神与辩证法思想。
二、理学书论的巨大影响及特点。
自宋而后，尤其是南宋，理学逐级对书法的渗透，日见明显。元代统治者将朱子著作提升为考试标本，学术与政治结合，其影响至为巨大。明代更官方修著《性理大全》，以程朱之学作为取仕依据，清代统治者也注意理学的治世作用，偏于调和人民与统治者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重视心法。所谓“书为心画”，既重视古法，更重视心法。元代郝经提出了“书法即心法”的命题。明代相穆《书法雅言》特重“心相”之说。清刘熙载《艺概?书概》提出了“书尚清而厚，清厚要必本本于心行”之说。他由此提出“书为心学”之说。都丰富了“书为心画”之内涵。
（二）重视“静”“敬”的蒙养工夫，强调“养气说”。文徵明写字态度“非要字好，直此是敬”。董迪《广川书跋》云：“夫君子养心，必气和而在，物无累之，则浩浩搏天之外而若无所碍也。”黄庭坚《跋牛头心铭》亦云“学必以治心养性为本”，所谓“尽心性之蕴”，自成道种。刘熙载《游艺约言》提出：“不论书画、文章，须以无欲而静为主。”
（三）强调“胸次”，以积学和游览来开拓心胸，以雅去俗，神明而化之。如董《广川书跋》所谓“胸中磊落，自成丘壑”。钱穆先生《理学与艺术》认为：“宋代人论画，重人品心胸，又深涉性理，乃亦知重日常人生之修养。”其实，宋人论书亦然。胸中造化，吐露于笔端。所以张之屏《书法真诠》队为书法之美在二者：一曰气象，一曰风采。这都与书家心胸有关。
（四）重视“韵胜”之书。倡导“逸”格，从审美到人生都追求“逸”的态度。书观“气象”。书法涵蕴人之德性。书之韵在不俗，在远离尘俗。如李祖年《翰墨丛谈》所谓：“笔墨之道，以之陶写性情；着得一点尘俗，便不佳矣。”刘熙载《游艺约言》提出“人尚本色”，指出“劲气、坚骨、深情、雅韵四者，诗文书画不可缺一”。（五）强调方法上的“妙悟”，体现为“心通”说。书理与禅理相通，贵在“参详”“顿悟”。王维云：“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学者还从规矩。”朱长文《续书断》所谓：“天下之事不心通而强以为之，未有能至焉者也。”黄山谷认为“学书如学禅”，必须参悟。
（六）强调步骤上的“技进于道”。或言“道进乎技”。如苏东坡评秦少游书“技道双进”。朱长文《续书谱》云：“书之至者，妙与道参，技艺云乎战。”南宋刘克庄认为“艺不习则不工”等，都要求“技与道俱”，不可只停留在技法层面。
（七）学书原则上先在“明理”，然后“达意”。有常形有常理，理得而法正，法正则意新。张怀《画苑补益》曰：“造乎理者，能尽物之妙。”刘熙载《艺概?书概》认为：“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便是明书理取近道也。
（八）书法欣赏在“神会”，不可以形器求也。沈括《梦溪笔谈》所谓：“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欣赏艺术唯求“畅神”而已。张怀《书议》《书断》等系列书论中所谓“一字见心”，“以风神气骨为上”，便是的论。
（九）重视学问对于书法的作用。晋人提出了“积学以致远”。东坡提出“读书万卷始通神”。黄山谷诗云：“书是人间真富贵。”钱穆先牛说：“内基于性，外资于学，务学以开其性；理学家之精修道德，与画家之沉潜于艺术者，同条共贯，事非有异。”钱先生应该知道，书家何尝不是如此。
（十）重视“天趣”，主张“以人复天”，强调“天机自然”。所谓“得自天机，出于灵府”。（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明代屠龙云：“人能以画寓意，胸中便生景象，闭端妙合天趣。若不以天生活泼为法，徒窃纸上形似，终为俗品。”张之屏《书法真诠》专辟“养气第十六”，尤其重“养天机之清妙”。他在“标格第十四”中云：“若夫天机高朗，骨格清苍，足以横绝古今者，当以王觉斯为第一”。
（十一）人品即书品。强调书法家人格修炼与书品形成的对应关系。如文徵明题画曰：“人品不高，用墨无法。”张之屏《书法真诠》“观人第十五”认为：“书画一道，肆习者固在天资高，尤赖根器厚。”这根器即在“人品”“人格”的魅力。
理学书论中的疑古思想、尚理明道、注重学养、融合多教等观念，确实拓宽了书论的范围，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内我们俯瞰书法，尤其从本体论来观察书法，获得更大的精神空间。这也是理学对书法的贡献。
三、理学书论的负面影响。
理学对书法的影响，自然也是双方面的，有着正、负作用。正面如上，负面影响如下。
（一）过分重视内在修养，忽略外在的形式美感。钱穆先生《理学与艺术》最后评价：“清代学者，虽亦高自位置，然既乏于济，复缺性灵，徒于故纸堆中骋心力，故文学艺术皆见不振。语其优者，不过为前代之后劲，无可分庭抗礼者。”，这更指出了大多数人的学习弊端。姚孟起《字学参》已经注意到“形”的作用：“晋人书，形不贯而气贯；唐人书，形气俱贯。”但这样的论述并不多见。
（二）过分注重人文内涵，简单地将书品与人品等观。造成了“自由人格”的失落。如元代郝经《叙书》等文中提出“道不足则技始以书为工”等语，有些忽略技法的倾向。人品与书品未必决然对应，如对赵子昂、蔡京、王铎、林彪等的书法认同，需要辩证理解。
（三）过分重视“端楷”，对于欹侧，放荡的行草等不能容忍。尤其是对于有创变意向的作品多视为“异端”，明显的受到朱熹等“淳儒”思想的影响，朱子就专作“端楷论”，有利有弊。陈绎曾《翰林要诀》所谓“笔笔有古意，字字有来历”，强调功夫精熟，并不注重专精、博览之后的“蜕化”，即是创新意识。这也是“院体”“台阁体”“馆阁体”等得以生存的原因。
（四）注重“文质相符”，对“写意精神”重视不够。连“难得糊涂”的郑燮也在题画中说：“‘写意’二字误多少事。欺人瞒自己，再不求进，皆坐此病。”虽然，他提倡“必极工而后能写意”，但当时所出现的反对“写意”的情况是一致的。如明代倪后瞻《倪氏杂著笔法》对王铎的变法大加挞伐，认为王书“魔气甚大”，对董其昌过分吹捧，令人生厌。项穆《书法雅言》对祝允明草书的非难“晚归怪俗，竞为恶态”，这有些矫枉过正了。
理学书论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甚至矛盾之处不少，反映出时代变化之丰富多彩。我们更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如许多书家在早期与晚期的理论出现矛盾，这恰好说明了时代所压，有时必须改变观念的趋势。研究者也应该知道书论演变的复杂多变，方能不拘泥于一端，如盲人摸象，那就很难管窥全豹了。
书法与中国文化论文
中国的书法艺术与京剧、武术、针灸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四大国粹。在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书写逐渐升华为一门艺术，这在世界各种文字的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中国书法艺术与中国文化相表里，与中华民族精神成一体。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贵和尚中。这种强调整体和谐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兼容并包，使社会达到“太和”的理想境界。书法的理想境界也是和谐，但这种和谐不是简单的线条均衡分割，而是通过参差错落、救差补缺、调轻配重、浓淡相间等艺术手段的运用，达到的一种总体平衡，即中国文化“和为贵”的价值观，通过书法艺术的中和之美得到了完美体现。
儒道互补、刚柔相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基本内容。儒家倡导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论语》用“任重而道远”来勉励“弘毅”的“士”；《老子》主张“致虚极，守静笃”，引导士人以清静无为从喧嚣的尘世中得到解脱，成为儒家思想的补充。中国书法艺术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追求，毫无疑问受儒道两家追求理想人格的影响。当然，书法艺术中对阳刚与阴柔的表现，不是二者仅取其一，非此即彼，而是兼而备之，有所侧重。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人书法，由于晋代士人的价值取向，崇尚高迈俊逸的精神风格，洒脱清远的精神气度，其书法艺术总体上以阴柔为基调，含蓄蕴藉，寓俊宕之骨于清逸之气，柔中带刚；反之，清代又由于汉民族在心理上有着抑郁愤懑之情结，特别是金石之学昌盛，使书家从中获取一种强劲的动力，以释抑郁之怀。
先秦哲学中，道家的虚无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书法艺术中注重对空白的经营，强调在无墨处施展才华，计白当黑，正是这一观点的具体体现。在书法艺术中，一纸之上，着墨处为黑，无墨处为白；有墨处为实，无墨处为虚；有墨处为字，无墨处亦为字；有字处固要，无字处尤要。白为黑之凭，黑为白之藉，黑白之间，相辅相成；虚为实所参，实为虚所映，虚实之际，互为所系。老子的对立统一思想，被书法艺术中计白当黑之实践体现得淋漓尽致。
书为心画。就个体而言，书法作品中的笔墨线条，是书者情感的倾诉，心性的抒发，怀抱的展示：《兰亭序》可见王右军之飘逸，《祭侄稿》可睹颜鲁公之悲愤。就整体而言，自古至今的书法珍品，凭借着千姿百态的线条构建，共同聚集着对中国文化的陈述，对民族精神的彰显。
中国书法艺术对中国文化的诠释深刻而周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博雅而细腻。我们从对中国书法文化的研究中，看到了中国文化中富有生机的精华，更看到了书法艺术中所蕴涵的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选自《中国书法报》，有删节）。
5．下列对于中国书法艺术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书法艺术是文字发展史上的奇迹，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国四大国粹之一。
b．中国书法艺术追求总体平衡，反映了中国文化和谐统一的思想。
c．中国书法艺术不是线条艺术，而是综合运用位置、色调、黑白等手段的艺术。
d．中国书法艺术周详地诠释了中国文化，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a．通过对书法艺术的`鉴赏，我们能够感受到“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和“清静无为”的中国文化思想。
b．书法艺术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表现，体现了书法艺术或受儒家思想影响，或受道家思想影响。
c．晋人书法艺术受儒家思想和民族心理的影响，总体上以阴柔为基础，含蓄蕴藉，寓俊宕之骨于清俊之气，柔中带刚。
d．清代由于汉民族在心理上有着抑郁愤懑之情绪，使得书家从金石之学中获取一种柔中带刚的动力，以释抑郁之怀。
7．下列对原文中作者观点的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贵和尚中。这种强调整体和谐的思想与中国书法的中和之美构成了一里一表的关系。
b．我们对自古至今留存的书法珍品加以研究，发现每一幅作品都是凭借它千姿百态的线条构建聚集着中国文化的陈述。
c．中国书法艺术注重对空白的经营，强调计白当黑，在无墨处施展才华，这正是道家虚无思想对书法艺术影响的体现。
d．《兰亭序》体现王右军的飘逸，《祭侄稿》表现颜鲁公的悲愤，可见，中国书法艺术借助笔墨线条，倾诉情感，抒发心性。
参考答案：
5．c（“不是线条艺术”错误）。
6．a（b原文中是“阳刚与阴柔的表现，不是二者仅取其一，非此即彼，而是兼而备之，有所侧重”；c“儒家思想”应为道家思想；d“使得”关系不当，“柔中带刚”与原文“强劲”不符）。
7．b（并非每幅作品，而是“就整体而言”）。
中国文化软实力论文
文化转化为软实力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种文化要具有吸引力，二是该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精神能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人们的效仿、追随并转化为他们的价值、精神。正如李光耀指出:“只有在其他国家羡慕并期望模仿一国文化时，其软实力才得以实现。’所以，进行国家软实力建设，我们不能只是单纯的弘扬传统文化，更要深度挖掘其精髓，对原有的制度性文化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发展，寻求具有普世意义的东西，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我们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在延续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大力推进文化创新，使中国优秀文化推陈出新、焕发生机。通过文化开放，使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结合，提升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发掘同源文化、地缘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作用，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维护多元文化交融的有益性，建构一种更具生命力的良性循环的文化环境，建构一个普世主义的文化思维框架，向世界展示中国富有感染力和包容性、能被世界普遍接受和理解并取得共识的文化体系，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二）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加速向着以现代经济和现代科技为先导的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模式跨进，面向全球社会，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研究应当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确立全球视野。我们应坚持文化独立和文化主权，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不可在全球化进程中迷失自我，与传统隔离、脱节，“不能进入文化自恋和自我自足化的误区，要重新发现、探索、阐释东方思想”，“中国文化不仅应该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而且应成为新世纪世界文化中的强音”；确立全球视野，谋求文化对话的对等地位，重新寻找自己的世界文化秩序中的位置，同时吸取其他文化的优点，用以治理和调整我们的社会生活，使之不断趋向公正、合理、繁荣与昌盛；立足东亚，推动东亚传统的当代重构；秉持“和谐”观念，参与全球伦理的构建，寻求不同国家间的互助合作与和谐发展，以及不同文化的核心价值与人类共存之间的平衡，为全人类的福社而努力。
（三）扩大汉语国际影响，增强文化传播能力。
我们应该抓住“汉语热”不断升温的契机，提高汉语的国际声望。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很多国家都在有计划的实施自己的语言战略。法国努力协调有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的法语区的语言问题；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日本、韩国建立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中国政府应进行长远规划，制定符合国情的汉语推广政策，大力推动汉语的标准化、规范化使用，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并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以此来加强汉语的国际影响力，维护中国的语言文化利益；形成科学有效的传播机制，扩大在国际传播中的份额，实现中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把我们的优秀文化介绍和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提高中国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四）加快文化产业化发展，打破‘文化逆差”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先后出台了(冷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这对于中国文化产业化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化的当务之急是发展跨国文化企业。其次要完善产业运作机制，改革文化产业投资体制，完善文化产业投资政策。再次要打造响亮的中国品牌。国家应制定扶持政策，扶持文化支柱产业的启动，支持重点项目的开发。充分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加速文化产业实现两个转变的步伐，打造中国文化产业的品牌。此外，还应注重发展非物质文化的产业化。要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传统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要进一步创新传承方式，对面向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作为文化产业予以支持；要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发掘传统技艺，再现传统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要广泛深入地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人物，支持他们以各种方式培养传承人，完善对他们的激励机制。最后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文化产业理念，逐步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差距，迅速建立起自身的文化产业体系并据此实现文化产品的升级换代。国家应对那些投资文化产业的个人或实体采取免税、减税、贴息贷款、税利返还、差别税率等经济手段，鼓励向文化产业领域的投资，使得有逐利性的资本转向文化产业，从而从总体上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中国文化的论文
(一)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急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把它传承下去。
(二)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技艺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手中不断发扬壮大，中国人靠中国特色传统技艺使中国人的生活更加具有美感，使生活充满意境和乐趣，在传统男耕女织的时代里，成为了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
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让外国人更加向往中国，作为即将走向社会的新一代的大学生，更要承担起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托，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贡献出自己应有的力量。
二、传统文化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