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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文好句摘抄篇一
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会使能力分散。《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里，鲁迅的语气分明温和了，转而利用巧妙论证法道破知识阶级能否存在的问题。鲁迅自嘲：“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却不在我所论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呢。”一巴掌拍向所谓的知识阶级，看来鲁迅的哀愁已达到悲壮的程度了。
因为中国人陋习不少，鲁迅认为这是个要不得的习惯。常言道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倘若“习惯”停留在不思进取的思想上，便要不得。《习惯与改革》一文，作者主张给“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进行一点改革。但改革就必须革新，而不是复古，这点与作者“摒弃古文”的思想是一致的。最终，此文同样成为讽刺封建愚昧的刀具，剖开停留在“习惯”或大喊未来而依旧怠慢的革新的事实。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也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听众的，至少我这么认为。
如此看来，鲁迅的杂文无不外乎是论述政治落后和文艺需要革新，只不过形式上稍有不同而已。对于一个弃医从文的意欲救治国人愚昧思想的文学大家，其一哀一怒的慨叹和激愤始终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鲁迅杂文好句摘抄篇二
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绍介这名词的函义。
于是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
还要由此生出议论来。这个主义好，那个主义坏……等等。
乡间一向有一个笑谈：两位近视眼要比眼力，无可质证，便约定到关帝庙去看这一天新挂的扁额。他们都先从漆匠探得字句。但因为探来的详略不同，只知道大字的那一个便不服，争执起来了，说看见小字的人是说谎的。又无可质证，只好一同探问一个过路的人。那人望了一望，回答道：“什么也没有。扁还没有挂哩。”〔2〕我想，在文艺批评上要比眼力，也总得先有那块扁额挂起来才行。空空洞洞的争，实在只有两面自己心里明白。四月十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语丝》第四卷第十七期“随感录”栏。
〔2〕这个笑话，在清代崔述的《考信录提要》中有记载。
鲁迅杂文好句摘抄篇三
汪原放〔2〕君已经成了古人了，他的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谁料流弊却无穷，一班效颦〔3〕的便随手拉一部书，你也标点，我也标点，你也作序，我也作序，他也校改，这也校改，又不肯好好的做，结果只是糟蹋了书。
《花月痕》〔4〕本不必当作宝贝书，但有人要标点付印，自然是各随各便。这书最初是木刻的，后有排印本;最后是石印，错字很多，现在通行的多是这一种。至于新标点本，则陶乐勤〔5〕君序云，“本书所取的原本，虽属佳品，可是错误尚多。余虽都加以纠正，然失检之处，势必难免。……”我只有错字很多的石印本，偶然对比了第二十五回中的三四叶，便觉得还是石印本好，因为陶君于石印本的错字多未纠正，而石印本的不错字儿却多纠歪了。
“钗黛直是个子虚乌有，算不得什么。……”
这“直是个”就是“简直是一个”之意，而纠正本却改作“真是个”，便和原意很不相同了。
“秋痕头上包着绉帕……突见痴珠，便含笑低声说道，‘我料得你挨不上十天，其实何苦呢?’“……痴珠笑道，‘往后再商量罢。’……”
他们俩虽然都沦落，但其时却没有什么大悲哀，所以还都笑。而纠正本却将两个“笑”字都改成“哭”字了。教他们一见就哭，看眼泪似乎太不值钱，况且“含哭”也不成话。
我因此想到一种要求，就是印书本是美事，但若自己于意义不甚了然时，不可便以为是错的，而奋然“加以纠正”，不如“过而存之”，或者倒是并不错。
我因此又起了一个疑问，就是有些人攻击译本小说“看不懂”，但他们看中国人自作的旧小说，当真看得懂么?一月二十八日。
这一篇短文发表之后，曾记得有一回遇见胡适之先生，谈到汪先生的事，知道他很康健。胡先生还以为我那“成了古人”云云，是说他做过许多工作，已足以表见于世的意思。这实在使我“诚惶诚恐”，因为我本意实不如此，直白地说，就是说已经“死掉了”。可是直到那时候，我才知这先前所听到的竟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谣言。现在我在此敬向汪先生谢我的粗疏之罪，并且将旧文的第一句订正，改为：“汪原放君未经成了古人了。”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2〕汪原放(1897—1980)安徽绩溪人。“五四”以后曾标点《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3〕效颦《庄子·天运》：“故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后来把拙劣的模仿叫做效颦。
〔4〕《花月痕》长篇小说，清末魏秀仁(子安)作，五十二回。内容系描写文士、妓的故事。
〔5〕陶乐勤江苏山人。他标点的《花月痕》一九二三年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
鲁迅杂文好句摘抄篇四
鲁迅不以现代诗著称，但有的诗写得很有意思，或者说很有深度，比如《爱之神》(《新青年》1918年第四卷5号)，就收在《新诗鉴赏辞典》里，邵伯周先生在鉴赏说“‘爱’的觉醒是人性的觉醒，要求得到爱情，更要求解决‘爱谁’的问题。”1并说，是让有头脑的人自己去思考，启迪他决定了爱谁，就没命的去爱。正如《华盖集﹒杂感》中说的那样：“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这样理解，一般而言我们是不需要提出异议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文本中的并存结构及其之间的歧异，便不难发现它的“歧义”，而这又可能是作者潜意识的某种流露，并为后来的他自己的反思埋下伏笔。这些歧义以不可阻挡的自身存在召唤我们进行“误读”2。这意味着，本文将要从一个“出人意料”的角度进入文本。
我的感触是从“爱的觉醒”开始的。从觉醒这个可爱的词语联想到一个同样可爱的词语：启蒙。于是，我突然想把它当成一个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的一个小小对话或者插曲来看待了，并且进一步当成启蒙这一历史命题的历史存在形态和前景“宿命”的象征。(邵先生说这是一首情诗，我却觉得这只是一首有关情的诗，由于本文的兴奋点不在“谈情说爱”，故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是存而不论。)
觉醒必然来自一个不觉醒的状态，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一，对这种不觉醒状态的认知或估价，究竟是怎样的。二，对这种状态的改变应该达到何种新状态才是“功德圆满”的。这当然又不得不牵涉到另外一些问题：不觉醒者的愿望或态度，所以要考虑这个，不仅由于它和启蒙的效果有关，而且对它的认识与处理也与启蒙者的态度或动机或者说精神境界有涉;启蒙者的状态。
我们不妨确定这首诗歌存在两个相异的话语结构;小爱神即启蒙者和“我”即被启蒙者。这两种话语其实是有冲突的，人们在进入这首诗歌时，多把自己的“倾向”全倒在启蒙者这一强势话语方面来“理解”该诗意义，很少有人平心持正，以中立立场肯定双方的合理性，指认各自的匮乏，至于“降志辱身”，潜入被启蒙者群落体味其难处与真实所需的，更是罕见。平心而论，邵先生可代表流行看法的观点是很有深度的，我不得不坦承受到了启发。但，有史以来的阅读中，爱神的合理性总是前置，暗含的虚妄则遮蔽;“我”受到的“待遇”，则恰好相反。既然人们都对对话的强势一方 “优点”如此兴奋，认识如此充分了，这里也就不必画蛇添足，故此，本文可能要着重在“另一方面”用力了。
2邵伯周：参《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15页，。 德比基：《新批评与解构：诗歌教学中的两种态度》，参见《二十世纪西方文论》，朱刚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327页。misreading,按德比基的说法，不是错误的误读，而是不完全的误读。
首先，爱神和“我”实际上在进行一场“对话”，而对话应该是具有主体间性的，是一种主体际关系，即双方是完全独立而且平等的，而不应是单向的说-受关系，一种强对弱、上对下的关系。从而，双方的合理性都应该被纳入考量的视域，双方的需求都被尊重，而不是仅仅是某一方的。
文本中，爱神之对于“我”，是一种全方位的超越，在对“我”一切行和言中，都有一种不可思议毋庸置疑的优越感，一种地道的强势话语。“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这种空间位置不妨看作精神位置的隐喻。“一手搭箭，一手张弓，\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这两行诗，既关涉“我”，也关涉启蒙者。虽然是“我”在看，但“我”一直没能在话语中出现，可见其“地位”的无足轻重。 “我”，作为一个低低在下、无知无识的凡夫俗子，在任何一个方面，与爱神相比都是弱势群体。“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其被动、懵懂、不知所以之态可掬。而启蒙者，凭自己的意思，随随便便就射了箭，即启蒙了。“一手搭箭，一手张弓”，姿态何其潇洒。“不知怎么一下”，就是说，已经潇洒到任意所之的地步。然后怎么办?撒手不管，爱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去。这可以看成是启蒙者思想开明，不强人所难。其暧昧处在于这和不负责任，显得缺乏耐心、脾气暴躁很相像，是有违启蒙为一项神圣严肃高尚负责的事业的。其态度，是非常的不屑一顾。我们就有理由质疑，充分尊重被启蒙者的感觉了么?启蒙是为了什么呢?是真心为对方好，拯救苍生于水深火热呢，还是只想表演自己的天性，或者，仅仅是为显示自己的高明和伟大?“你也是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显然是讽刺对方没有心胸了，因为有心胸的是不会说“这宗话”的。也许他是纯洁的无私的，但他的做法和态度却没能体现出来，而是做了让人(首先指被启蒙者，然后可以指认为众生应当平等相待者)只能往相反方向联想。文本自身作为一个客体向人表达着这一切，而无论是否在主观上觉察到。启蒙者在态度上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一些，而不是傲慢自负不可一世;以平等的姿态待人待事而非高高在上。在具体的进行中，因材施教，真正体贴出对方需要怎样的指导，怎样的精神需要，以对症下药，而不是凭一时兴致，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唯其如此，才能使“教导”产生实际效果，启蒙才能真正作为一项事业在历史中确立。然而，鲁迅自承的“黑暗”是当时启蒙者流行色么：“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
你若爱谁，那就没命的去爱。固然很有哲理。但问题往往并不这样简单、绝对：既然只要没命的爱就是好的，既然爱谁是毫不重要的，那么爱汉奸也对么，爱侵略者也对么?你若谁都不爱，那就死掉吧。这就有点“谋杀”的嫌疑了。历史用来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大革命后的鲁迅，竟也确有了先前的启蒙对青年是一种谋杀的焦虑：“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
高傲，对于强权者表达，是一个人不得了的表现，若是对“我”这样一个谦恭者、弱者、真心求教者表示，味儿可就变了。人家并没有请你来做什么，你来“启蒙”一下;弄得人家有意求你了，却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知识分子在一味省人时也当自省，尤其是，当我们把“启蒙”这个能指在其聚合群里找个表3 鲁迅：《鲁迅景宋通信集》(二十四)，转引自《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吴俊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91页。
鲁迅：《而已集·答有恒先生》，转引自《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吴俊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91页。
达平等活动的词语进行替换时。
再看“我”的姿态。被弄醒后是这样说的：“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其近于搞笑的“语气”也并不是无知者无畏的轻狂样，而是把对方当成精神导师来对待的。然后则问进一步的行动方向：请问我该爱谁?这样固然显得很无知，很愚昧，但虚心就教之态可掬，孺子可教。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现在人家已经“愤”已经“悱”了，为什么还不启发呢?我们找不到证据说明这是虚情假意的奉承。鲁迅曾经说过，一条小河究竟是浅些好还是深些好呢?深的太混，搞不清是什么，也许还是浅些好吧。但一旦遇见浅，渊博者可能又无法自控的不能“欣赏”了。这也是“伟大的厄运”5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高明的导师，即使认识到无法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至少也应该给个方向，使这个刚刚觉醒，思想的羽翼尚未丰满的小羊羔不致迷失方向吧。既然是声闻而非辟支，那么，乍醒的一刻肯定对爱的方向以及精髓之类的不甚了了。时代是豺狼满布飞沙走石，如此幼小的心灵怎能立得住脚。所以，“我”的这个“请问”，不仅是在形式上谦恭，而且在精神内容上十分合理与必要，决非无厘头胡闹。对这样的请教都不屑指导，真不知要指导什么了。偏不说，当然很个性，但是又特别的像很深的水，有故作高明的嫌疑了。显然，我的矛头并不是指向爱神对“我”的问题所持的观点。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爱神，这个众生的启蒙者，为了一个具体问题中的正误，忽略了表达的态度。正误是非当然重要，但表达这种正误是非的“语态”可能是更为根本更为重要的。
启蒙者-爱神的视点应该说是很高的，揭示了一个更深的普遍真理而不局限于某个具体。强调人的自性，强调辟支，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不当成为取消启蒙的理由。爱神在启蒙的同时，又以其特殊的话语姿态消解着启蒙。抽象的东西总是要通过具体来体现的，历史只能在具体而不是抽象中前进，相对具体的指导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在他过于执拗的坚持他的“高度”时，显得大而不当：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从而造成对历史的误解和自我完成的虚妄。可见，启蒙也有其弊端。历史毕竟不是一个可以在思维中作封闭式游行的圆圈。这首诗显示了启蒙的高超与洒脱，却客观上展示出某种自我悖谬。换言之，文本结构是分裂的，有两套互动然而相异的话语系统：启蒙者话语和被启蒙者话语，由其互动导致文本在“所指”上的结构分裂或曰自我解构：启蒙的高明和启蒙的虚妄。这根本也许在于，启蒙者自身的话语是分裂的，即自相矛盾的：朝我射箭时，是启蒙;回答我的请教时，却选择了相反的方向，即拒绝启蒙。想想当时的启蒙者基本上不怎么接触真正的民众(他们的伟大抱负却正是唤醒苍生)就可以明白这个情节包含了怎样丰富的悲剧性历史内涵了。当时的启蒙大家有很多都是深居简出于象牙塔的，比如胡适，毛泽东当时作为一个“小人物”想见他一面都不容易的。五四是狂飙突进的，这很容易被转换为这样的表达：浮躁凌厉、“不切实际”。
现在，我们何不从文本的“格调”及其和“语义”的关系来瞧一下呢。文本谈论的是爱的觉醒，是启蒙，应该说，是个于人世人生很重大很严肃的课题，但文本的风格却举重若轻，有治大国如烹小鲜那样的感觉。或者换一种 “放肆”的说法，文本的`格调非常滑稽，油滑，搞笑，令人有一种忍俊不禁的爽快在口里含着。启蒙者竟然是个“小娃子”，而不用儿童、甚至小孩这样相对庄重的称谓，于是从形象到语态都带着游戏、戏谑或谐谑的“格调”。而且，要命的是，这种语态，不是偶尔为之，而是被贯彻到最后，不能不让人在这一层面停伫片刻，玩5尼采：《人性，太人性了》第1卷第4章158节，参《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171页。
味其不可思议的真意了：“翅子，小娃子先生，着慌，摇头，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你要是?”，??这里，启蒙者没有任何我们平常设想中的神圣光环，而更像一个贪玩的调皮蛋，不知所措的闯祸精。特别有趣的是“小娃子先生”这个不伦不类的搞笑级组合：既然是“先生”，就应该比“我”年长才“像”，谁知竟是个“小娃子”;虽然只是个“小娃子”，却又不得不正儿八经的喊一声在感觉上应该比“我”老的“先生”。文本的幽默风格于是对启蒙这一神圣严肃事业产生某种去神圣化的“解构”。(关于形式对内容的悖反，还有刚才已经涉及的例子，就是爱神回答“我”时的态度，让人不太容易认为是尊重“我”关于“爱谁”的见解，从而使邵先生的“启迪说”多少有牵强之感。)以轻驭重，以调侃言肃穆，以极不严肃演绎极其严肃，这种油滑的方式其实渗透在鲁迅先生几乎所有门类的创作中，如其杂文的嬉笑怒骂，小说《孔乙己》《阿q正传》等，尤其是《故事新编》，鲁迅先生更是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油滑”写法。这应看作一种对人世人生的特异姿态，一种高的姿态，一种嘲人也自嘲的开明、彻悟的人生境界。这种油滑的态度，也是鲁迅先生写作新诗的主要态度。鲁迅自己说写新诗只是打打边鼓，振奋新文化阵营的军心，因为当时诗坛有点寂寞，而他自己是不喜欢写新诗的，等真的自称为诗人的人一出现，他就立刻不做了。我也许想说，以这种态度来作言说启蒙的诗歌，本身就会对启蒙起到意想不到的另一种作用。
客观会侵入主观，这种对启蒙无意的消解不久之后竟然成为先生对启蒙深刻的反思，质疑。关于启蒙立场的质疑，鲁迅先生后来是反复表示过的，比如在《呐喊·自序》里的铁屋子说以及其他一些场合的说辞，和我刚才从这首诗中分析出来的“结论”颇有相似之处，如启蒙可能只会徒增烦恼痛苦，或者是对被启蒙者进行“诱杀”，等等。有论者认为，“当鲁迅以‘我’的名义对民主政治、自由平等原则与物质文明提出抗议的时候，在思维内容上，他的‘怀疑主义’已经远离了18世纪启蒙主义，毋宁是对启蒙理性主义的反思”。6“救救孩子”，后来觉得“空空洞洞”;“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有论者锐利的指出：“鲁迅的失败感已经成为一种固执的心理倾向和情结”、“失败感总是与幻灭感连结在一起”。7启蒙大业，竟终至老境颓唐。
从这首诗写作时间来看，他也许还没意识到“启蒙的虚妄”，而只是用这一首诗表达爱的可贵和必要，以启蒙(弄醒)的宝贵和必要为潜台词(前提)。当然，我不是不能找到这种意识可能存在的证据，只是不愿坐实罢了。“实际上，即使在《科学史教篇》中，鲁迅也对科学理性的功能持冷静态度”。8换言之，对于“隐含的作者”而言，这种虚妄意识或许只是“无意识”中的，暗含而未必暗示的。但我从文本自身所包含的相互歧异的话语系统中却品出了这另外的意向(这些意向不妨看作鲁迅后来明确反思、质疑启蒙立场的“种子”)，尽管和作者原意大异其趣，却有文本本身的支撑，所以，大约也可以算作是对文本模糊空白处的填充，一种解构式的有意误读，以便从一个“意外”的视角看一下启蒙的世纪面影。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62页。 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 90、91页。吴先生以《虚无的包围与纠缠》整章的篇幅讨论了鲁迅的虚无意识，虽然主要针对鲁迅人生而言，但无疑包含了他的启蒙事业。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62页。
鲁迅杂文好句摘抄篇五
鲁迅先生是个笔锋尖锐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在其大量的文学作品当中，读者时常感受其“痛心疾首”的言论，呼唤麻木不仁的愚昧国民能早日清醒。最直接讽刺当时落后封建的社会现状的莫过于鲁迅的杂文。《且介亭杂文》《华盖集》《热风》《坟》《二心集》《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等杂文集均能体现鲁迅“哀国人不幸，怒国人不争”的思想。而《鲁迅杂文选》则把其中多部杂文集中的名篇收录其中，以一百余篇的别具一格的文章反映鲁迅民初时期的思想革命论调。
鲁迅的杂文自我中学就被收录到语文教材中，此番重温《鲁迅杂文选》，依然感受到隐藏在鲁迅笔锋下的一腔热血。在书中，我还发现鲁迅不仅仅是文学家和思想家，他还很会演讲，曾到上海、香港等地给知识分子分享个人见解。
鲁迅的杂文都贯穿着“哀”和“怒”两种基本精神，而笔调大多以讽刺为主。事实上，鲁迅为人幽默，洞察力强，谦虚待人。如书中《论“他妈的!”》《论睁了眼看》两文，观点敏感，语言辛辣，但更显示出作者的机智幽默，并且直穿“敌人”的“死穴”。《论“他妈的!”》一文中鲁迅把国人常说的脏话提升为“国骂”，然后引用俄国的类似情况来加以对比，指出发明这一句话的人物“确实算一个天才，然而是个卑劣的天才”。人们不能蔑弃扫荡我的余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鲁迅指出：“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这恰恰道出了文章的写作目的。
《论睁了眼看》一文，作者点出中国人丑陋的一面——懦弱，这也是其小说中经常反映的国人的一种劣根性。文中写道：“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文章的题眼为“睁了眼看”，实际上讽刺的是我们缺乏勇气不敢正视前方。刚开始我以为作者又把政治拉上了，但看完全文才发现文章所批判的是中国文艺，尤其是封建性质的。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大力提倡白话文而批判文言文，他认为中国文学在当时唯一的出路就是语言的变革。关于文艺如何发展，作者曾到香港、上海进行深刻而精彩的演讲。《无声的中国》是鲁迅于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青年会讲。读罢其演说词，大受启发。里面说到当时提倡文学革命，其实就是文学革新，本该平和进行却有不少人反动。假如现在我们还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的话，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于是，鲁迅主张青年们“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推开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如此鲜明的观点在演讲中确实能扣人心弦，但以辩证的角度来看，我跟作者不同的是，古文不必全盘否定，它的存在也代表了过去的历史价值。所以，抱着古文而死掉，舍掉古文而生存这一说法我不敢苟同，但不得不佩服鲁先生坚定的立场。而尤其引起我共鸣的是，他提出我们要说些较真的话，发出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
刚才说到鲁迅关注中国文艺的道路，而在他于上海暨南大学发表的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当中，更是独到而尖锐地探讨政治如何“破坏”文艺的问题。政治想维系社会现状使文艺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他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能进步起来。这既符合不能固步自封的道理，又吻合了马克思哲学的原理。作者强调文艺和人一样，不能安于现状，否则就是“挨打”。这种怒气，浸透在演说词里，丝丝入扣，“怒国人不争”，这就是鲁迅一贯的观点。
“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生)，而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中国碰钉子、碰壁的人太少，仅靠鲁迅一人去“碰”，还是不能碰出什么气势。但这个“碰”，意味着我们不乏先见者。
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会使能力分散。《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里，鲁迅的语气分明温和了，转而利用巧妙论证法道破知识阶级能否存在的问题。鲁迅自嘲：“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却不在我所论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呢。”一巴掌拍向所谓的知识阶级，看来鲁迅的哀愁已达到悲壮的程度了。
鲁迅杂文选读书心得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