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美术作品论文大全（2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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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哲学的对比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批苏联双簧管专家的到来，让国人第一次见到了来自西方的双簧管演奏和教学方法。当时苏联专家的教学风格是注重手指技巧，轻视对音色的控制和基本功训练，哨片偏薄，音色也薄而亮。当时国内乐团因急需双簧管演奏员，多从唢呐演奏员里挑选人员转学双簧管演奏。到了上世纪50年代，我国聘请了德国演奏家魏切西和捷克演奏家亨邓塔在北京开办大师班，经他们培训出的双簧管学员，首次接触到了有别于苏联的教学方法和演奏技巧，使我国双簧管演奏和教学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我国文艺事业翻开了新篇章，大量西方古典音乐唱片、磁带以及cd出现在市场上，音乐爱好者们见到了不同演奏家、不同演奏风格的音乐作品。双簧管作品录音在当时的市场上虽数量极少，但以霍利格尔、谢林博格为代表的德国体系演奏家录音资料的出现，仍然极大地开拓了国内双簧管爱好者的眼界。能够赴欧洲特别是西欧学习，成为了当时国内双簧管学者的梦想。有个别学者通过罕有的机会得以赴欧美留学，如今这些学者除个别留在欧美工作外，大部分都已归国任教，并成为第一批将西方双簧管教学体系带回国内的教师。他们经过近二十年的教学积累，已总结出一套适合中国学生的科学方法，他们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双簧管教学领域的顶梁柱。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大批国内音乐学院学生得以赴欧美学习双簧管，这其中又以赴德国、法国、英国等西欧国家的居多。他们大多在国外学习多年，能够全方位地接触到西方音乐和教学方法的精髓，这些学者归国后大多成为了当今各大音乐院校和乐团的青年教师与演奏员，为中国双簧管事业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机。更有甚者，通过自身努力已与欧美著名演奏家、教育家比肩而立，例如现担任纽约爱乐乐团首席双簧管演奏家的王亮，以及年纪轻轻就已获得德国著名音乐学府莱比锡音乐学院双簧管教授职位的林卿。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开放，当代国内各大音乐院校的双簧管学习者既能通过互联网接触到大量音乐资料，也有机会在学习期间参加国内外各类双簧管专家的大师课，学习到更多先进的演奏技巧和方法，最终通过科学的练习达到更高的演奏水平。经过几代双簧管教育者的努力，中国双簧管学者正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

二、哨片和基本功训练。

哨片对于双簧管演奏者来说无疑是最重要的发声载体，它就好比人体声带对于歌唱者一样重要。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双簧管教学体系非常重视学生对哨片的控制以及基本功训练。通常学生在初学阶段，必须掌握单独吹奏哨片的技能。一般的教学方法是:让学生在哨片上练习从低音到高音，再由高音返回低音的长音、音阶以及滑音，学生需要通过哨片尽可能吹奏出最低音(通常是低至小字一组的so或升fa)至最高音(通常为小字二组的re或升re)的每个半音，直到能够将音阶节奏吹奏得平稳均匀且音准准确，然后再练习由最低音到最高音的上下行滑音，有的教师还要求学生能够在哨片上吹奏出部分乐曲的旋律。这一练习旨在提高学生对哨片的掌控能力，体会如何使用嘴型和气息的变化去控制音高和音量，因为在单独吹奏哨片时，嘴和气息的压力要远大于在乐器上吹奏，所以当学生能够很好地掌握吹奏哨片的方法时，也就能在吹奏乐器时更加轻松。近年来，此种哨片练习法已逐渐被国内双簧管教育者熟知并加以运用，对于快速提升我国双簧管初学者演奏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哨片制作方面，西方双簧管教师一直主张学生自己动手制作哨片，并在课堂上为学生讲解哨片制作的全过程，有些音乐院校还会定期举办哨片制作研讨会。反观国内在此方面的现状，虽然教师们特别是有留学经历的教师大都具备教授学生制作哨片的能力，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学生们更多地选择直接购买成品哨片，很多学生甚至不具备对哨片做细微修整的技能，这不得不说是极其遗憾的。哨片制作虽然工序繁琐，耗时费力且成品优质率较低，但通过制作哨片，学生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哨片的发声原理，并明白在吹奏时哪些问题出自哨片，又应该如何调整而使吹奏变得更容易。笔者认为，只有通过亲手实践，才能充分了解哨片乃至乐器的工作原理，从而提升自己的演奏水平。值得庆幸的是，近两年来，国内出现了以葛克迅先生为代表的具备工匠精神的发明人才，研发出了具有世界领先技术的做哨机。他研发的做哨机可在法式和德式哨片模具中切换，且体积小巧，容易操作，在哨片精修步骤中为双簧管学习者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使哨片制作变得更轻松、灵活且具有很高的成功率。这一研发成果得到了中西方双簧管演奏者和教育家们的广泛认可，成为中国双簧管人对全球双簧管爱好者的一大贡献。基本功训练主要指强化学生在气息、音色、音准、节奏等方面的训练，此类训练对学生掌握优美的音色、正确的音准和稳定准确的节奏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的训练尤其以德国教学体系最为系统和科学，德国拥有世界公认的最优秀的交响乐团和双簧管演奏家，这和他们历来在教学中注重学生基本功训练密不可分。近些年来，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强化基本功训练已成为国内双簧管教育者的共识，并着力在提升学生气息、音色、音准等专业素养上创造出更多的科学方法。首先，在强化学生气息运用上，中西方双簧管教育者有着一致的方法和见解，即通过有节奏的吐气、吸气练习，以及运用吹吸管、吹纸巾、变换站姿和坐姿等方法，让学生充分了解到吹奏双簧管的呼吸原理和控制气息的能力，然后将这种呼吸法逐渐运用到长音、音阶和乐曲的练习中去。其次，在熟练掌握气息运用的前提下，通过嘴型的配合让学生吹奏出圆润而优美的音色，同时加强训练学生的听力，让其逐步摆脱对校音器的依赖，最终靠听力分辨所奏音符的音准。在节奏训练方面，由浅入深地使学生掌握好每一种节奏型，从最简单的四分音符开始，运用各类教材上的节奏练习，强化学生对每种节奏型的记忆。在练习乐曲时，应让学生分段、慢速练习，当学生在慢奏时既能做到节奏准确，又能做到运指清晰，接下来便可提升到下一个更快的速度，如此反复练习。最后的目标是让学生在演奏中既拥有优美松驰的音色，又让听众在音准、节奏上找不出问题，从而达到具备一定专业素养的演奏水准。

三、乐感的培养。

双簧管的演奏既要有“器”，更要有“乐”，要使二者融为一体。[2]如何培养学生在演奏时的音乐感觉和处理方式，一直是音乐教育者的重要课题。在此方面，中西方具有各自的教学特点。在西方，以德国、法国为例，德国的双簧管教师往往要求学生熟知所吹奏乐曲的时代背景、作曲家和作品特点以及当时的音乐风格，并在遵循乐曲时代风格的前提下进一步分析和声变化，从而确定乐句的走向。学生对乐句的处理和衔接，以及对音准、节奏的准确把握，是他们所看重的。而在法国乐派，教师们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更偏好启发学生的想象力，着力培养学生在音乐处理上的个性化，在遵循乐句基本走向的同时强调突出重音、强弱对比以及音头音尾的细节处理。由此可见，在乐感的培养方法上，中国的教学模式与法国体系相近，擅长采用启发式教育，注重学生的个性培养，更多的是通过给学生讲故事或营造画面感的方式，调动学生想象力。当然，这种教学方法的缺点也很明显，由于缺乏对乐曲和声、旋律的分析，音乐处理过于自由，容易出现学生每次演奏同一首乐曲时都有不一致的处理，并且音乐线条不够连贯，乐句走向不够清晰，学生受自身情绪和心理状态的影响很大，容易造成音乐处理时好时坏的结果。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该结合学生实际来确定教学方法。如果学生具备较好的基本功，即拥有优美圆润的音色，能很好地控制节奏和音准，则应对其在音乐处理上着重进行启发式教学，在学生分析完作品背景和乐句走向的前提下，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和画面感，增加学生在演奏时的肢体动作。应针对不同风格的乐曲段落，营造不同的场景和故事。如果要演奏一段忧伤的旋律，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想象出一个忧伤的故事情节或回忆一段忧伤往事。而如果要演奏一段节奏明快的舞曲，则可以在演奏前先带领学生编排一段相同节奏和速度的简单舞蹈，用脚步或手掌击打出重音的位置，帮助学生找到所演奏舞曲的`韵律和节奏特点，在吹奏时也可以加上之前编排的肢体动作，从而演奏出作曲家想要传达的效果。反之，如果学生基本功较差，在演奏时需要顾及诸如呼吸、音色、音准、节奏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演奏负担较重，则应在加强学生基本功训练的同时，引导学生从作曲家、乐曲时代、乐句走向入手分析，在乐谱上为学生明确规划好音乐处理的细节并加以标注，尽力让学生在演奏时有一个清晰的线索和轻松的状态。

四、重奏、合奏课程及舞台艺术实践。

重奏、合奏课是音乐演奏专业不可或缺的课程，它能够帮助学生增强对音准、节奏、音乐处理等全方位的控制能力，训练学生在与其他乐器一同演奏时协调音量平衡、强弱对比等方面的合作技能，为学生毕业后加入职业演奏团体打下基础。现今中西方的音乐院校普遍都开设了重奏、合奏课，中西方在课程开展方式上也基本相同。重奏课多是由指导教师布置乐曲，牵头组织不同专业学生搭建重奏组，也可由同一专业的多名学生组建重奏组或室内乐团。西方音乐院校极其重视学生的重奏课程，除要求学生每学期必修此门课程并完成学分外，还鼓励学生登台演出。不管是在校内免费音乐会，还是在校外的商业演出，抑或在教堂里的公益性演出中，经常可以见到学生重奏组或室内乐团的表演。在国内，近些年来重奏课程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学生们登台演出的机会，特别是在校外舞台展示的机会仍然不多，社会中还没有形成一个偏爱室内乐重奏的观众群体，学生们的重奏技能和曲目难度也与西方院校有较大差距。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与国内院校较少邀请国外重奏专家来做有关重奏技巧的专题讲座有一定关系。在合奏课程的设置方面，中西方均是以学生乐团的形式来开展这一课程的，不同的是，国内院校的学生乐团多采用标准的乐团编制并只选拔优秀学生参加乐团，虽有个别院校设立了不只一支学生乐团，但仍然会出现一部分学生难有机会加入乐团排练和演出的情况，特别是像双簧管这样在乐团里只需两到三人编制的声部。针对此问题，西方大型音乐院校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方式，比如将乐团双簧管声部由双管编制扩大到四管甚至更大编制，或者每学期轮换不同的学生加入乐团，通过这种灵活的方式尽可能让每一位学生都有参加乐团排练和演出的机会，增强他们的舞台实践经验。除此之外，西方音乐院校还普遍开设有乐队片段课程，由具有丰富乐团工作经验的教授为学生授课，指导学生演奏交响乐中的困难独奏片段，这一课程不仅是为学生加入学生乐团作准备，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提前学习职业交响乐团招聘考试必吹的乐队片段，为学生顺利就业打下基础。近几年，一些国内音乐院校也开设了此类课程，以期达到同样的教学目的。在舞台艺术实践方面，除了中西方共有的重奏、合奏演出形式，更重要的是还举办学生独奏音乐会。在西方院校，每一位双簧管教师在每个学期都会组织一至两场教学班音乐会，音乐会多以免票入场的形式在校内音乐厅举办，目的是吸引社会群众和学生的亲朋校友前来欣赏教学班的教学成果，同时也见证学生们的专业进步。学生需演奏一至两首完整的或节选的乐曲，积累舞台经验，也为未来登上更大的舞台或其职业生涯做准备。国内院校也常常举办双簧管教学班音乐会，但举办频率不及欧美院校，且国内部分教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认识:学生登台演出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所以在曲目选择上往往要求学生演奏难度较高的曲目，或必须完整演奏整首乐曲。在笔者看来，大可不必对学生登台演奏设置过高的门槛。此类教学班音乐会的主要目的应为展示学生在一段时间内的学习成果，如果学生在演奏中有较多失误等不理想的状况发生，或者通过演出发现与其他同学存在较大差距，也许他们会因此自责或产生一定的挫折感，但带给他们更多的是在心底暗自与自己较劲，从而增强与同学的竞争意识，也找到了在下一次演出时应注意的问题，从而带给他们长远的专业进步和舞台经验。

中西方在传统的双簧管演奏和练习曲目上并无太大差异，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兴起，双簧管乐谱和教材都更容易分享与获得，但中西方在曲目选择上仍然具有鲜明的特点和区别。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在选择双簧管独奏曲目时，除选择传统的从巴洛克到古典再到浪漫主义时期曲目外，越来越多的现代新音乐曲目被演奏家演奏或被国际双簧管比赛选作规定曲目。这些新音乐乐曲多由当代作曲家(大多是西方音乐院校的作曲系教授们)创作，乐曲往往并不悦耳，所表达的意境多与当代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如表现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内心的挣扎、现实生活的压力与焦虑、战争与饥荒、环境保护等，甚至有模仿现实生活中各种噪音的作品。这些作品虽不被当今大众所接受，但仍然是西方严肃音乐未来发展的趋势。许多西方作曲家认为，这类新音乐实质上并非为讨好现代人而作，而是面向未来的人类听众，相信它们终有被理解并接受的一天。这类作品对双簧管演奏来说极其困难，需要用到多种新指法、新技巧，作曲者大多要求演奏者通过夸张的形式吹奏诸如颤音、顿音、重音、弱音、滑音、范音、多音以及二分之一音、四分之一音等音型，以期达到作曲家所想表达的意境或诉求。在中国，音乐院校的严肃音乐作曲家们也在创作新音乐作品，但他们通常会在作品中加入中华民族音乐元素，并且不会过多使用西方新音乐式的极端技巧。可惜的是，在这类新音乐作品中，为双簧管而作的曲目极其稀少。当今可供双簧管演奏的中国曲目大多改编自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民族音乐作品，其中有反映民族生活题材的作品，如辛沪光的《黄昏牧归》、黎国荃的《牧羊姑娘》《小放牛》、祝盾编曲的《蓝花花》、赵季平的《陕南素描三首》等，还有自然风格主题的作品，诸如朱践耳的《春天的歌》、何占豪的《草原上》、钱恺的《伊犁之歌》等，此外还有孙亦林的《喜讯传到瑶山寨》等社会题材的乐曲。[3]笔者经过多年教学观察发现，当国内学生演奏这类民族作品时，往往能较好地把握乐曲的曲风、节奏和韵律，吹奏起来也比吹奏西方乐曲时更加从容自信，这当然是因为他们生长在这片文化土壤上，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更加了解，但也从侧面证明，若想演奏好西方音乐，也必须从学习西方文化和历史入手，充分了解西方音乐产生的背景和乐曲所要表达的思想。结语综合以上几方面来看，近些年随着我国音乐事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与西方学术交流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在双簧管教学方法上大都与西方主流教学方法接轨，并且在某些方面保留了中国特色。虽然在针对学生的基本功训练和艺术实践等方面还需努力，但总体上我们的教学水平正在快速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双簧管这一来源于西方的乐器一定能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让更多中国人享受到它纯美的韵味。

参考文献:。

[1]杨光.双簧管教学及演奏在中国的发展[j].艺术教育，(9).

[2]杨华玉.近十年双簧管教学之得[j].艺术教育，(6).

[3]王向东.试论中国双簧管音乐中民族风格的体现[j].文艺生活文海艺苑，(5).

论文一西方的智慧

《西方的智慧》是由伟大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所著作的，是继《西方哲学史》后罗素的又一部哲学著作。写作《西方的智慧》时，罗素已年逾八旬，可以说，这是一个智慧老人一生研读西方文明的结晶，因而，将此书视为学习西方文化的入门书也不为过。

罗素说，只凭阅读本身并不能提高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理解能力。如果一生中能读到一本好书，在阅读中又感到乐趣，这种乐趣又把我们引深到思考中去，在思辨中再得到更大的乐趣，这才是一本好书应有的介值，也是它真正存在的意义。而《西方的智慧》正是一部能够把人引向真正的思考，而阅读起来又倍感轻松的智慧书。

“哲学家们工作的时候都在干些什么？”

开篇第一句，罗素的设问。他没有直接地、明确地回答，而是用了四十多万字细数了从泰勒斯到维特根斯坦、大部分为“兼职”的哲学家们所做的工作、研究的内容。兴许罗素写作此书时情况还不像现在这样复杂，兴许他通过这本书想要传递下去的思想也远不止这个问题的答案，抑或他只是希望能抛砖引玉地引起读者的思索、而不在乎具体思索的内容，但处于21世纪的我读完全书后却不得不产生这样的疑问：

个人认为，哲学更像是把其他所有“专业”整合起来、从中提炼出一些本质东西的工作。“专业”发展到后来便是“职业”，而哲学是并不那么容易成为“职业”的。现实情况的复杂可能并不允许每一位哲学家都对所有科学理论的最新进展了如指掌；但或许，只要依然记得古典哲学的精神、尽可能去看一看“全景”、对这个世界的老问题以及不断被人类制造出来的新问题有个大体上的了解，就能“有所长进”，至少能避免许多主观性错误。

当然，这些思考并不妨碍我在阅读《西方的智慧》的过程中同时发现许多快乐——自由思考的快乐，理性的快乐。“通过非我之伟大，自我的界限便扩大了；通过宇宙的无限，那个冥想宇宙的心灵便分享了无限。”于是我终于理解了封底上爱因斯坦那句话：

“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西方美术鉴赏论文

姓名：张雪涛。

学院：计算机学院。

学号:08093556。

班级：信科09-2班。

[摘要]印象派画家吸取了当时自然科学家对色彩的研究成果，经过反复的写生实践，印象派画家意识到潜在于自然表象中的视觉的内在真实性。与古典学院派相比，印象派在艺术创作中推崇的是人的感觉，而不是人的理智。印象派画家在艺术上表现的是自己对自然的真实感受印象派对光与色的迷恋，为西方绘画技法、观念革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印象派绘画的视觉革命在西方绘画艺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字]印象派、光与色理论、色彩视觉、莫奈、德加、凡高。

[正文]印象派是19世纪后半期诞生于法国的绘画流派,他们吸取了柯罗、巴比松画派以及库尔贝写实主义的经验，根据光色原理对绘画色彩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其代表人物有莫奈、马奈、毕沙罗、阿德加、莫里索、巴齐约以及塞尚等。他们重写生、重实践，主张走出画室，描绘外光和大自然的瞬息变化，用奔放的笔触和没有调和的颜色在画布上直接糅合，形成冷暖色调对比强烈的新画风。借用“物体的色彩是由光的照射而产生的，物体的固有色是不存在的”这一最新的光学理论，印象派画家认为，景物在不同的光照条件下有不同的颜色，他们的使命便是忠实地刻画在变动不居的光照条件下的景物的“真实”，这种瞬间的真实正是印象的表现。色彩成为了印象画作的主旋律，而整个画面的自然气氛则成为了他们追求艺术的目标。

印象派画家吸取了当时自然科学家对色彩的研究成果，经过反复的写生实践，印象派画家意识到潜在于自然表象中的视觉的内在真实性，他们开始觉悟。莫奈的画描绘了从大自然中得到的稍纵即逝的瞬间印象，散涂的笔触急骤地涌上画布，给画面上最暗的阴影区也带来色彩。莫奈便是第一位以他的给画深入探讨这种视觉的艺术家。1874的一幅《日出印象》导致一个新的运名称（印象主义）由此产生。在他晚年的壁画《睡莲》中，他从自然中分离出各种亮色彩运用点彩的方法加以表现。已将光与色发挥的淋漓尽致，展现在人们的是以绿色调为主色彩，画面鲜亮而且活力。完会突破了形、传统用色的束缚，更多的是随心所欲，但任不乏色彩的科学存在性。印象派的绘画为了很好的表现光对色彩生成的规律，大多运用纯色，用点彩的方法使色彩在画面上达到一种空间混合的效果，要观众也参与到绘作中来，用眼睛来调和画面的色彩，这是印象派作品的一个普遍规律。这样更有利于观众及其作品的交流。

印象派画家不单纯只研究阳光对色彩的影响，也还研究室内灯光，室内舞台光钱的魁力。德加是一个喜欢表现舞台题材的印象派画家，他不同于莫奈、西斯莱、毕沙罗，他认为“我是善于用线的色彩画家”，颜色使物体表面光彩熠熠，让舞蹈演员们轻薄透明的短裙闪烁着光亮，他就这样达到了作为十九世纪末标志的最辉煌的一种仙境。

凡高是最具有情感个性的画家！他的每一笔都几近疯狂的流露出他的情感的内心世界。应该说他的画上的色彩并没有脱离印象派画的客观性，只是他次这种客观加入了情感而已。心高的《星夜》显示了如何运用色彩获得强烈的表现效果。深紫色的天穹，黄色的星光，向上缭绕的绿色柏树侧影都给人一种极其不安和骚动。他的这幅画运用了许多不安份的带有色彩的线条，略不同于点彩，但其空间混合的原理则是一致的。他对较深的色彩十分敏感，所以又在谈到《夜晚的咖啡馆》时说：“我试图用红色和绿色为手段，来表现人类可怕的激情。”《夜晚的咖啡馆》是由深绿色的天花板、血红的墙壁和不和谐的绿色家具组成的梦魇。金灿灿的黄色地板呈纵向透视，以难以置信的力量进入到红色背景之中，反过来，红色背景也用均等的力量与之抗衡。这幅画，是透视空间和企图破坏这人空间的逼人色彩之间的永不调和斗争。凡高把他的作品列为同印象主义的作品不同的另一类，他说：“为了更有力地表现自我，我在色彩的运用上更为随心所欲。”其实，不仅是色彩，连透视、形体和比例也都变了形，以此来表现与世界之间的一种极度痛苦但又非常真实的关系。

印象派把精力主要用在探求外光和色彩的表现上，在光和色的追求中表现内心感受，表达客观物象的美，不仅为风景画开辟了新画风，而且还由此引发了西方绘画革命。这种变革不仅是在技术层面，更主要在观念层面，那就是艺术的自由。艺术从过去“画什么”变为“怎么画”，这也是世界美术史不断争论的话题。印象派告诉我们“画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画”。这是印象派的一个成就，它引起了艺术史上对于形式的变革，使艺术不断地花样更新，使艺术表现手法更丰富多样。

印象派尝试着纯粹的“外光”描绘，以及新的色彩关系分析，并把这种自然科学的法则和他们的艺术观点结合起来进行创作。他们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物体都是光的照射作用，才显现出它的物象；而一切物象又是不同色彩的结合，太阳光是由七种原色组合而成。如果离开了光和色彩便没有这个世界。他们还认为：画家要认识这个世界，主要是从“光”和“色彩”的观点上去认识，“光”和“色彩”既然成为这个世界的中心，也是画家认识世界的中心，所以画家的任务也就在于如何去表现光和色彩的效果。“光”为“色”之母，有光才有色，世界上任何具体的物象和事件只是传达光和色彩的媒介罢了，它本身的意义是次要的！这种艺术观念成为他们的主导思想，从而支配他们的创作活动。为了对光和色的效果进行研究，印象派画家们把画架从画室搬到了露天，以便对日光——自然光下的事物进行研究，捕捉和描绘物体在阳光照耀下色彩的微妙效果。

另一方面印象派画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光和色的效果上，即把光和色从事物中分离了出来。本来光和色都是依附于事物本身，或固着于事物本身的。现在它们被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因素。这样，事物本身的实体感、实在性被抛弃了，由光和色所达成的组合效果来代替。所以在印象主义绘画中，事物的实在性消失不见了，一切都显得通体透亮，空灵无比。印象主义因此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绘画语言，即依据其调子而不依据题材本身来处理一个题材，采用原色并列、重叠和补色手法。为了表现物体的动态变化和光色的斑斓绚丽、光怪陆离，印象派画家采用小笔触和色调并列的方法。有些颜色不再是在调色板上调配，而是红、黄、蓝三原色并列或重叠，并把红和绿、黄和紫、蓝和橙色互补对比，使色彩在强烈视觉冲击中产生新的和谐。印象派新的“光色”技法形成了新的绘画语言，令人耳目一新。

可以说，印象派绘画在光与色的表现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他们的画在光、色中求形，以光与色的讴歌表现意和美。他们理解了光、色、形、意、美在绘画语言中的辩证关系，把闪烁的阳光和微妙的阴影引入画面，使得绘画变得清新明丽、生机盎然。在印象派绘画作品中，光和色是基本的绘画语言、艺术要素，是快速跳动的音乐旋律和慢慢流淌的文化符号。光和色是形、意、美的艺术起始点，形、意、美在光和色中成形、达意、示美。印象派画家最基本的绘画技法是竭力探索一种有效方法，以突破物体单一的、表面看来一成不变的“固有”色。他们力求捕捉物体在特定时间内自然呈现的瞬息色彩，亦即那种受一定环境条件、空间距离和周围其他物体影响的颜色。他们从画水开始，把水波反射出来的五光十色描绘得惟妙惟肖，进而扩大到从建筑物到天空的光与色的表达。

印象派继承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表现，而且进一步深入到绘画语言本身，展现了色彩动感、明亮的视觉感受。而古典学院派绘画只注重刻画形体，相对地不重视色彩的变化，认为光与色是两回事，色彩关系主要是用素描色彩，以棕色调为绘画的主要基调，以褐色或黑赭色表现物体的体积和明暗调子，用色相对淡出，仅仅是出于审美观的不同要求或者是为了作品的主题考虑。印象派绘画最突出的视觉革命就是摒弃了学院派绘画最为重视的固有色观念，由光的变化来决定色彩的变化，从而引发了一场色彩的革命。印象派画家不认同固有色，认为色彩的根源在于光，他们在直接的光线状态下观察事物，以描绘出大自然的光色变化，把握对事物的“瞬间印象”。他们改变了色彩单调的传统画法，采用一种符合光学原理的新画法，即按照“光谱色”选用颜料，以便充分表现大自然在阳光照耀下的复杂微妙的色彩变化，在这里阴影也不再是单调的灰色或黑色，而是画面上物体颜色的补色。由于不再使用轮廓线，物体的外形因而模糊，这使得印象派绘画变成了光影、气氛和色彩融合之作。

从世界美术史的角度来看，在印象派绘画这个部分，尤其色彩鲜艳和斑斓。印象主义绘画一般被认为是一场色彩的革命。作为一种美术思潮，印象主义绘画在世界美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推动了以后美术技法的革新与观念的转变，是划时代的绘画流派，为20世纪现代绘画艺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艺术基础。

西方绘画心得体会论文

导言：

西方绘画作为世界美术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我曾有幸在大学期间学习了西方绘画史，并亲自尝试了西方绘画的创作。通过这段学习和实践的经历，我深刻体会到西方绘画的特点和艺术价值，对此我愿意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西方绘画的形式和技法。

西方绘画的形式和技法极为丰富多样，从传统的油画到当代的水彩、素描等各种绘画媒介都有所涉及。对我而言，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油画的细腻表现力和立体感。油画能够通过层层上色和明暗对比，创造出更加绚丽的效果。我在创作过程中掌握了浓淡的运用、线条的运动感表现以及色彩的配合等技法，使我的作品更加生动有力。此外，西方绘画还注重透视和构图，能够巧妙地运用透视原理和构图技巧，使画面更加有深度和层次感。

第二段：西方绘画的题材和主题。

西方绘画的题材和主题丰富多样，涵盖了宗教、历史、风景、肖像等各个领域。不同的时代和地域产生出截然不同的绘画风格和题材特点。在学习西方绘画史上，我深入研究了一些著名画家和经典作品。例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展现了一种神秘和深邃的面孔，使人无限遐想；而毕加索的作品则以他独特的艺术语言表现了社会现实和情感世界。从这些作品中，我领悟到西方绘画情感表达的力量和多样性，也激发了我在创作中对不同题材和主题的探索。

西方绘画的审美观念深深熏陶了我对艺术的理解。其中之一是西方绘画强调对自然的观察和再现。通过对光影、色彩和线条的细致描绘，西方画家能够还原自然界的细节和美感。同时，西方绘画也注重艺术家主观感情的表达。西方绘画家们在创作中注重个人对题材的理解和情感的投入，使作品更加个性化和富于情感共鸣。这种审美观念的影响，使我在创作中注重观察现实，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体验。

学习西方绘画史和实践西方绘画创作给予了我许多启发。首先，西方绘画教会了我如何更好地运用颜色和光影效果，使我的作品更加生动。其次，西方绘画的透视和构图技巧让我更加关注画面的整体效果和平衡感。此外，通过学习西方绘画的各个时期和流派，我了解了不同艺术家和风格的特点和发展脉络，提供了对各个时代的艺术发展的宏观理解。所有这些启发都让我在绘画创作中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和实践。

第五段：未来对西方绘画的思考。

西方绘画作为世界文化的瑰宝，无论是在艺术史上还是在绘画创作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随着对西方绘画的研究和实践越来越深入，我对西方绘画的兴趣和热爱也日益加深。未来，我希望能够进一步学习和探索西方绘画，继续提升自己的绘画技巧和艺术修养，为艺术创作做出更多有意义的贡献。

结束语：

通过学习西方绘画史并亲身实践，我对西方绘画的形式、技法、题材和主题，以及审美观念有了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西方绘画的多样性和艺术表现力给予了我许多启发和思考。相信在未来的创作中，我将继续秉持对西方绘画的热爱和追求，为艺术事业贡献力量。

西方美术鉴赏论文

始终无法忘记初中时刚接触绘画，听老师讲起梵高，在美术书上看到他的向日葵，我说不出他的画那里好，但他的画就是让我着迷，如痴如醉。我看了一遍又一遍，也许是他的热情感染了我，我希望我就是那朵向日葵，永远向着太阳。

后来慢慢的对梵高有了深入的了解，他生性善良，热爱生活，但在生活中屡遭挫折，艰辛倍尝。他献身艺术，大胆创新，在广泛学习前辈画家伦勃朗等人的基础上，吸收印象派画家在色彩方面的经验，并受到东方艺术，特别是日本版画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创作出许多洋溢着生活激情、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向日葵》、《星夜》、《麦田群鸦》等代表作，大都是在他生命最后的六年中完成的，表现了他心中的苦闷、哀伤、同情和希望，透过这些作品，我可以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梵高，更加理解画家的精神和思想。

文森特•威廉•梵高，出生于荷兰赞德特镇一个新教牧师家庭。24岁之前曾在海牙、伦敦、巴黎等地的古匹尔画店当店员，后来成为传教士，在比利时西南部的博里纳日矿区传教，由于同情和支持穷苦矿工的要求而被解职。在度过了一段极度失望和贫困的生活后，他决定在艺术的探求中完成自我的解脱。1880年以后，他到处求学，向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求教，向荷兰风景画家安东•莫夫学画，但最后还是决定自学。在1886年以前，他的作品还都处于探索的时期，代表作有《吃土豆的人》、《纺织工》等。1886年梵高随他担任古匹尔画店高级职员的弟弟来到巴黎，结识了图鲁兹一劳特累克、高更、毕沙罗、修拉和塞尚，并参加印象主义画家们的集会，在色彩方面受到启发和熏陶。1888年2月，他同高更结伴同行，到法国南部的阿尔写生作画，长达一年之久。这是他艺术风格形成的最重要的时期，南国的强烈阳光和阳光照耀下的市镇、田野、花朵、河流、农舍和教堂，使他禁不住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明亮一些，再明亮一些!”但后因两人意见不合，高更离去，梵高的精神也开始逐渐分裂。梵高于1888年12月23日发病后，病情时好时坏，时重时轻，一次次住进医院。1889年5月他被送进离阿尔一公里的圣雷米神经病院，成了彻头彻尾的精神病人。但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梵高的绘画竟然突飞猛进，风格迅速形成。然而这奇迹的代价却是一个灵魂的自焚。1890年，经过圣雷米的德莫索尔精神病院的长期住院治疗，病势稍有好转后，梵高回到巴黎，住在瓦兹河畔的奥韦尔，接受伽塞医生的专门治疗，并勤奋作画，作有《伽塞医生肖象》、《奥韦尔的教堂》等。但是，在1890年10月27日，在同伽塞医生发生争吵之后，梵高在麦田里开枪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梵高一生留下了丰富的作品，直到去世之后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这些作品中作者突出地追求自我精神的表现，一切形式都在激烈的精神支配下跳跃和扭动。这样的艺术对20世纪表现主义影响甚深，特别是苏丁和德国表现派画家，从梵高的作品中吸取了不少重要的原则。他是继伦勃朗之后荷兰最伟大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画家。但是，当他还活着的时候，一共只卖出过1幅画。

提起梵高的经典作品，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往往是《向日葵》。它是梵高在阳光明媚灿烂的法国南部所作的，现藏于伦敦国家画廊。画面上那种仿佛是从作者内心里流淌出来的金黄色肆意渲染，单纯的陶罐花瓶，粗糙的台布，层层叠叠的阳光交织成的背景，在台布上泛动着光晕；充满朝气的9朵向日葵正值盛开时节，花盘未尽显露出来，甚至带着娇嫩的绿色，而另外几朵向日葵则是苍老的、成熟甚至是行将颓败的，花瓣残缺不齐，枝桠僵硬并扭曲倾斜。这似乎暗示着某种宿命，虽然在强烈阳光的沐浴底下，向日葵还是逃脱不了苍老颓败的结局，仿佛一切都那么短暂地辉煌，世间万物都不可能像太阳一样永恒放光，短暂似乎是一切万物的宿命。然而，梵高将阳光的金黄色强加给了所有的背景物，空气、花瓶和台布等等。当他一笔笔仔细地完成从调色板到画布的颜料转移时，他应该看到，整个画室里已经被那种耀眼的金黄色所照亮了，包括他的脸，他那严肃的表情，他的精神世界。在梵高的笔下，那一团团如火焰般的向日葵，不仅仅是植物，而是带有原始冲动和热情的生命体，他们更狂放地表现出画家对生活的热烈渴望与顽强追求，宣泄着画家对生命的尽情体验与永久激动。

梵高的另一幅代表作品《星夜》，画于1890年6月，现藏于纽约现代美术馆。《星夜》呈现两种线条风格，一是弯曲的长线，一是破碎的短线。二者交互运用，使画面呈现出眩目的奇幻景象。这显然已经脱离现实，纯为梵高自己的想象。在构图上，骚动的天空与平静的村落形成对比。柏树则与横向的山脉、天空达成视觉上的平衡。暗黑的龙柏树巫一样飘舞着，涡旋般的星云、旋转的大小星体、甚至是新月都在快速旋转中。那种狞厉的流纹仿佛是宿命的流向，一切都是动荡不安的，摇摇欲坠的。而教堂的尖顶显得那么渺茫无助，它的尖顶几乎被夜空的涡漩所淹没。梵高的世界其实就是如此脆弱无助，而他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涡漩中。全画的色调呈蓝绿色，画家用充满运动感的、连续不断的、波浪般急速流动的笔触表现星云和树木；在他的笔下，星云和树木象一团正在炽热燃烧的火球，正在奋发向上，具有极强的表现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梵高曾在给弟弟迪奥的信中写道“凝望着璀璨的星空，我总是不由得浮想联翩……我不禁问自己，为什么夜空中闪烁的亮点不能像法国地图上的黑色标志那样容易到达呢？我们只需坐上火车就可以到达特鲁斯肯或卢昂，而到达星星那里却要经历一次死亡之旅”。梵高所描绘的那些搅动着的漩涡似的星辰，在我们看来也许只是新奇创意的景色，但事实上那是作者心中的暗涌，以及对死亡的诠释。或许对于梵高来说，死亡并不是灾祸，而是通向天堂的隧道，是种精神的解脱。

梵高的最后一幅油画是《麦田群鸦》，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幅逼真而可怕的写照，也是他留给世人一份刺目的图像的遗书。那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画面：一块被三条岔道切割成两等分的麦田，最左边的道路几乎呈现出一种边界的状态，中间一条道路以令人无限遐想的s形向远方延伸，道路的尽头全是一片迷茫与阴森，道路旁边是充满敬意的绿草，另一条道路向右边遽然偏离并消失。它仿佛一个举着双臂的人，平躺着，双肩上举着丰收的麦田。那种令人激动并慰藉的金黄色，仿佛太阳照耀的圣域，它点燃了一个人的内心的喜悦。而却在此时，天空令人不安地被乌云遮住了，准确地说，那是一群会飞动的阴影，它是一群乌鸦，纯黑色的乌鸦以及远处天空中出现的阴霾仿佛是女巫的黑色大氅一样遮住越来越少的阳光和麦田的光芒。它是一种矛盾的心情，是一种内心深处隐约的恐惧。这就是濒临死亡之前的梵高的世界，他眼里的世界分为两种颜色，一种是令人激动的金黄色，它是属于他那执著的精神的阳光色彩，另一种是令他恐惧的阴影和失望，他对那个世界失去了最后的信心，他的心情因此被切割瓦解，一块麦田因此陷落，一片阳光因此而支离破碎。

梵高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作画，像荆棘鸟般用灵魂与鲜血谱写生命的最后华章。在这幅绝笔画中表达出梵高的“悲伤与极度的寂寞”，他的结局似乎早就注定了。于是在奥维尔，七月灿烂的夏天，他朝自己的胸膛扣动了扳机，倒下的一刹那他的灵魂归于永恒的金黄色大地，这位癫狂的天才画家终于得到了解脱。

我要向我灵魂深处最爱的艺术家致敬，梵高一生坎坷，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精神世界已经完全破碎。一如大海，风暴时起，颠簸倾覆，没有多少平稳的陆地了。然而与之相对的，却是他对艺术的爱。在面对不可遏止的疾病的焦灼中，他说：“绘画到底有没有美，有没有用处，这实在令人怀疑。但是怎么办呢?有些人即使精神失常了，却仍然热爱着自然与生活，因为他是画家!”“面对一种把我毁掉的、使我害怕的病。我的信仰仍然不会动摇!”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绘画有着偏执信仰的“疯子”，用其短暂的一生向我们描绘了他对生命的热爱与追求，诉说着他的激情与理想，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永恒的色彩。

西方哲学研究论文

1、我要离开的时候千万别叫我，我怕我做了好久好久的决定，在你说话的一瞬间就放弃了!

2、别总是来日方长，这世上回首之间的都是人走茶凉，他的嘴终会吻上别人的唇，把给过你的，没给过你的，全给另外一个人。

3、再坚强的人，心里都一定有那么一些弱点，一触就碎，一碰就痛。

4、后来我渐渐学会接受而不是付出，就算遇见再心动的人也摇摇头说算了。

5、偶尔想起，记忆犹新，是的，我依然爱你，只是不会再去打扰你。

6、分手后不可以做朋友，因为彼此伤害过，不可以做敌人，因为彼此深爱过，所以我们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7、晚上会失眠，白天又很嗜睡，生活很潦倒，潦倒得让我很憔悴，其实我是真的想说我现在好累，慢慢成长吧，我知道。

8、就在那一瞬间，我仿佛听见了全世界崩溃的声音。

9、安慰别人头头是道，却在深夜独自抱枕痛苦，人都是这样，道理总是能说服别人却说服不了自己。

10、如今我们仅有的默契，就是安静的躺在对方的好友列表里，不闻不问，互不打扰，各自生活，像离开一个再回不去的城。

11、好多话忍着憋着后来就懒得说了，好多事失望多了后来就不在意了，就是在一次次失望过后突然想通了。

12、我像个路人看着你的生活，心酸的是你的喜怒哀乐全不是为我。

13、我很累却不知道哪里累，我很烦却不知道烦什么，我很想说却张口无言。

14、可以委屈，可以痛哭，但不要让所有人都看到你的脆弱。

15、不是我不联系你，而是你给我的感觉，像是我在打扰你。

16、只因为某人不如你所愿爱你，并不意味着你不被别人所爱。

17、那时的我们，总以为人生只有相逢，却没想到原来还有错过，还有遗憾，还有来不及。

18、爱的深了才发现，你是我的整个世界，而我只是你的一粒微尘。

19、感情其实不相信眼泪，真爱你的人，不舍得让你哭。没感情的，你哭瞎了眼也没用!

20、我从不喜欢让别人看见我的眼泪，我宁可让别人觉得我快乐得没心没肺，也不愿意让自己看起来委屈可怜。

21、每次一崩溃的理由，在别人看来都是小题大做，可是只有自己才知道，这根稻草压倒了多少千金重的难过。

22、有些话说与不说都是伤害，有些人留与不留都会离开。如果有天我放弃了，不是因为我输了而是我懂了。

23、最心痛的事，不是你不懂我的悲哀和孤寂，而是我即使痛彻心扉，也不能放声哭泣。

24、从相遇到别离，我们唯一一次的默契就是，从此的你再也没现过身，从此的我再也没将你提起。

25、如果有一天你能走进我的心里，你一定会流泪，因为那里装满了我对你的思念;如果有一天我能走进你的心里，我也一定会流泪，因为那里装满了你的无所谓。

26、即使有汽车飞机，我也愿意走破三双鞋子四双袜子跋涉着去见你，因为我害怕太快见到你，我还没想好该怎么描述我喜欢你。

27、即使分手也要笑着流泪。

28、快乐是装给别人看的另一种痛楚，狂欢是留给自己的另一种寂寞。

29、心像数万跟钢针插着，我的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塞住了，无比的难过。

30、早晚会有人代替你在我心里的位置，别担心，别愧疚，别说对不起。

31、我是挺爱你的，但这事过去了。

32、也许，路并没有错的，错的只是选择;爱也并没有错的，错的只是缘分。

33、面对分手没有哭的女孩，却因为一首歌而泣不成声。

34、我想给你幸福，却走不进你的世界!我的世界，你不在乎;你的世界，我被驱逐。

35、我努力想要遏制悲伤，可它却顺着血液倒灌入我的心脏。

36、就算今天我把话说得再绝，明天醒来还是会喜欢你，我多没出息，这你知道。

37、我最受不了敷衍，却被你敷衍了一次又一次，我最讨厌等待，却等了你这么久，我所有的骄傲，都被你轻而易举碾压细碎。

38、感情最折磨的不是别离，而是感动的回忆让人很容易站在原地，以为还回得去。爱而不得，回忆重重。

39、回忆起过去，就连呼吸都是痛的。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也试着让爱有路可退。

40、人生于世，委屈在所难免，消化了就是成长的动力，消化不了就会变成脾气。

41、一生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有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

42、心里有你的人，总会主动找你;心里没有你的人，总是自动忽略你。其实，沉默就是答案，躲闪就是答案，不再主动就是答案，其实，你早该明白了。

43、趁着年轻，多去尝试，后悔是改变不了遗憾的。

44、我是真的很爱你，闭上眼睛，以为我能够忘记，但流下的眼泪，却没有骗到自己。

45、鱼的眼泪不在水里，在我心里。

46、有的人，每天和你争吵，却不曾怪罪你。有的人，连争吵都没有，却已经消失在人海。其实，冷漠比争吵更可怕。

47、明明心事重重却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是不想找人说，只是怕没人懂。

48、我的不开心，我的难受，我都尽量留给了自己，我也从不指望任何人心疼我、为我扛下所有。

49、看一个女人是否真的爱你，要看你在饥寒交迫的时候，她是不是愿意与你相伴相随;看一个男人是否真的爱你，要看他在春风得意的时候，他还是不是还对你呵护备至。

50、许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许多事看着看着就淡了;许多梦做着做着就断了;许多泪流着流着就干了。

51、你的名字写下来不过几厘米那么短，却贯穿了我那么长思念你的时光。

52、最令人的难过的是，我用整段青春和最好的爱，却教会了他如何去爱另一个人。

53、幸福原本就很少，所以请不要肆意挥霍。没人可以带走你的苦与痛，一切都要自己去面对。其实每个人都明白，当我们开始感慨时光的时候，就已经永远失去了某些东西。是的，我们再也回不去了，于是便学会了仰望。

54、遇到你之前，我以为爱是惊天动地，爱是轰轰烈烈抵死缠绵;我以为爱是荡气回肠，爱是热血沸腾幸福满满;我以为爱是窒息疯狂，爱是炙热的火炭。婚姻生活牵手走过酸甜苦辣温馨与艰难，我开始懂得，爱是经得起平淡的流年。

55、如果可以安逸，那么谁又会选择颠沛流离，如果这杯酒能让我忘掉所有心酸，那么我先干为敬。

56、终于学着对一切的一切熟视无睹。安静的呆完这还来不及认识的岁月。

57、痛不痛只有自己知道，变没变只有自己才懂，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死不了就还好。

58、总有那么些人，闯入你的生命。教会了你一些事，再毫不犹豫地离开。

59、原来不仅放弃一个人需要勇气，喜欢上一个人也需要勇气。

60、唱着别离的歌曲，我的心痛到不能呼吸，还是爱你，太爱你。

名人名言。

1.文学之知识乃是学问之门禁。

2.谨慎的勤奋带来好运。

3.没有松柏恒，难得雪中青。

4.人格的完善是本，财富的确立是末。

5.任何业绩的质变都来自于量变的积累。

6.时间是一味能治百病的良药。

7.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8.年华一去不复返，事业放弃在难成。

9.知识永远战胜愚昧。

10.天才无非是长久的忍耐，努力吧!

11.人不劳动没出息，人不学习没长进。

12.浪费了一生就等于夭折。

13.昨晚多几分钟的准备，今天少几小时的麻烦。

14.知识象烛光，能照亮一个人，也能照亮无数人。

15.世界上那些最容易的事情中，拖延时间最不费力。

16.靠父亲的学识成不了学者。

17.没有任何动物比蚂蚁更勤奋，然而它却最沉默寡言。

18.岁月是百代的过客，而逝去的年华也是旅客。

19.不要为已消逝之年华叹息，须正视欲匆匆溜走的时光。

20.含泪播种的人一定能含笑收获。

21.大多数人想要改造这个世界，但却罕有人想改造自己。

22.勤奋的人是时间的主人，懒惰的人是时间的奴隶。

23.人生伟业的建立，不在能知，乃在能行。

24.闲事闲话闲思是学习的大敌。

25.一个人最大的破产是绝望，最大的资产是希望。

26.一个人越知道时间的价值，就越感到失时的痛苦。

27.时间是没有声音的锉刀。

28.黄金时代是在我们的前面，而不在我们的后面。

29.贤从智中取，智从学中求。

30.再长的路，一步步也能走完，再短的路，不迈开双脚也无法到达。

社会经典名言语录。

1.若君为我赠玉簪，我便为君绾长发。洗尽铅华，从此以后，日暮天涯。

2.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

3.山之高，月初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见兮，我心悄悄。

4.山川星河皆不求，天地只你一惊鸿。

5.我愿红线永相系，自此经年江湖之远只因你。

6.多少红颜悴，多少相思碎，唯留血染墨香哭乱冢。

7.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8.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

9.清风不减旧时暖，只想与君共长安。

10.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

西方绘画心得体会论文

西方绘画源远流长，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彩陶绘画。随着历史的发展，欧洲的绘画艺术经历了文艺复兴、巴洛克、浪漫主义等多个时期的变革与发展。每个时期的绘画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风格，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文化和艺术观念。西方绘画一直受到世界范围内的高度赞誉和追捧，成为世界绘画史上的一颗明珠。

西方绘画在艺术特点和技巧上有着独特之处。首先，透视法是西方绘画中的重要技巧，通过控制线条和色彩的透视关系，使画面展现出更生动的立体感。其次，色彩运用精妙，西方绘画强调色彩的对比和光影的变化，通过色彩的运用，表现出不同的情感和氛围。此外，西方绘画还注重细节的描绘，并在人物形象、背景细节和静物构图等方面力求真实和细腻。这些艺术特点和技巧使得西方绘画成为世界绘画艺术的瑰宝。

西方绘画的艺术题材丰富多样，包括肖像画、风景画、历史画、宗教画等等。其中，肖像画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要特点，通过画家的技巧和刻画表情、姿态等方面的突出，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风景画则着重于描绘自然的壮美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通过运用色彩和光影的变化，使画面具有强烈的观赏性和艺术性。在风格上，西方绘画包括写实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等多种风格，每种风格都有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和艺术内涵，各有其受众和价值。

欣赏西方绘画，让我深深感受到其卓越的艺术魅力。首先，西方绘画给我展示了不同的时代和文化的艺术风貌，它们在题材和风格上的多样性令人叹为观止。其次，西方绘画通过对细节的描绘，展现出画家的造诣和独到的艺术眼光，在我欣赏中充满了对艺术创作的赞叹和敬佩。最后，欣赏西方绘画也使我感受到艺术对人情感的触动和启发，其中蕴含的思想和情感引起了我对自身内在世界的深入思考。

西方绘画给我带来了许多启示和反思。首先，艺术是跨越时空的语言，它可以不同文化和民族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其次，通过欣赏西方绘画，我深刻认识到艺术创作需要对人性和情感的敏感和理解，艺术家通过作品表达自己对世界和生活的感悟和思考。最后，欣赏西方绘画也让我发现自己对美的追求和个人审美的特点，这让我更加重视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独特的艺术品味。

总结：绘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仅代表着一种文化和时代的精神，更是对生活、情感和人性的体现。欣赏西方绘画不仅可以拓宽眼界和enrich自己的审美情趣，还可以引发对艺术和生活的深入思考。因此，我们应该珍惜这一绘画艺术宝库，从中汲取艺术的智慧和灵感，使之成为我们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生的一部分。

西方美术鉴赏论文

摘要：作为两种意识形态范畴，宗教与艺术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且互为不可或缺的形成条件。就如同早期异教偶像崇拜时期，欧洲的基督教圣像画就深受其影响。而西欧中世纪的圣像画则受到了拜占庭艺术的影响从而得以繁荣发展，而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国家是意大利。意大利的地理环境，人文主义革命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及科学理性主义精神的影响，促使意大利绘画艺术发生重大转变。意大利时期的圣像画无论是在功能上，还是形式上及其他各个方面，都将圣像画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本篇文章将从政治历史文化角度以各种绘画因素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圣像画艺术进行相对系统的总结和归纳，希望通过这些总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圣像画艺术的进一步理解和认识。

1.绪论。

文艺复兴是一场“复兴”的运动，即对古希腊、古罗马科学和艺术的再生。

从审美角度看，宗教和艺术都具有审美价值，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繁荣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绘画艺术的空前发展。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宗教绘画具有其他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双重涵义——不但具备了一定的宗教意义，而且富有审美价值，并将这二种绘画因素进行完美结合。

在文艺复兴时期，理性化的宗教信仰和世俗化的社会趣味在这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结合在一起，这个阶段的艺术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既隐藏着信仰的危机又充满着现实的回归，既是古代宗教艺术的总结，也是人文主义文化的起点。而圣像画艺术是基督教美术中最为典型的艺术图式之一，对这一艺术形式的起源，形成与演变过程进行深入比较分析，将会更有助于理解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发展的全貌，可以促使我们发现绘画发展的新的可能性。

2.圣像画基督美术的概述。

2.1基督教文化的历史背景。

基督教诞生于1世纪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东地中海地区。它的前身是犹太教，当时在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地等地的犹太人不堪忍受罗马统治者的残酷奴役，又无法挣脱苦难，于是在城市贫民中滋生出悲观情绪，期望出现一位救世主，基督教便应运而生了。基督教吸收了犹太教的教义，并且不断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教义。基督教徒笃信耶稣基督，认为耶稣基督是本教的创始人，也是人们所期待的救世主。他们把犹太教的《圣经》称为《旧约》，并且编纂了自己的《新约》，而《新约》与《旧约》合在一起便成为基督教的《圣经》。

并提供了一种人类需要的重要信仰。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再度颁布赦令，禁止基督教以外的所有原有宗教，基督教也自此上升到精神统治的特权地位。西欧各国的中世纪美术作为基督教信仰和神学的表达形式，也随之不断地发展与演化。

2.2基督教美术的发展。

基督教在开始时秘密流行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疆域，由于处于非法的地位，基督徒们只能在普通的房子里举行他们的聚会和宗教仪式，与此同时，也诞生了一种比语言更能体现其教义的美术形式。为了躲避官方的搜捕，基督徒们的这种宗教仪式后来转移到地下墓窟中，墓窟的天花板和墙壁上装饰着各种《圣经》图案。因此这些墓窟艺术可以看做是早期基督教美术的宝藏和起源。

基督教合法化后，教徒们的聚会和宗教仪式便回到地面上，基督徒神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为了更好地传播宗教教义，让教徒们聚在一起做礼拜，正式的基督教堂开始兴建，同时也导致了与教堂相关的雕刻与装饰等其它美术形式的空前发展。在早期基督教美术的发展中，手抄本插图、浮雕、骨刻、织物等实用装饰工艺品也都各具特色，并为欧洲以后上千年工艺美术的发展提供了初始的范例。

3.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作品中出现基督像及其他圣像画的影响原因。

3.1社会历史原因。

3.2哲学思想原因。

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在中世纪神学长期统治之后，开始恢复它的世俗性和科学性。唯物主义日渐占优势，无神论也开始在酝酿。对自然的观察与实验代替了经院派的繁琐思辨；感性认识得到了空前的重视；理性代替了对权威的盲目崇拜，精神解放了，人的地位提高了。人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尊严与无限发展的潜能。文艺复兴时期，市民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最早提出反对封建“神学”的思潮就是“人文主义”，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世俗文化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人文主义肯定人是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他们要求文学艺术表现人的思想和感情，科学为人生谋福利，教育发展人的个性，把思想感情、智慧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人性自由反对人身依附，从而丰富了这个时期的绘画。

文艺复兴时期的圣像画作品仍然大量存在。但是在新的科学技术和理性主义的辅助下，艺术家的作画技巧显得更加的娴熟，这时期的宗教人物形象已经比中世纪时生动鲜明了很多，少了高高在上、冰冷不可侵犯的畏惧感，多了一丝尘世的生命气息和亲近感。

4.1意大利的地理环境优势。

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与意大利国家的社会改革是分不开的。意大利地处地中海，如佛罗伦萨、威尼斯之所以经济比较发达，其原因在于他们优越的地理位置，古罗马文化是古希腊文化的延续，处在这样的地理位置。文艺复兴必然发生在意大利了。

4.2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

“文艺复兴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在中世纪内部生成的文化运动。”就绘画艺术而言，在中世纪的后期，对人的肯定和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已见人文主义的端倪。由于千年来中世纪教会权威的压迫与束缚，人们反抗的意识逐渐强烈，开始与传统的思想观念进行对抗，开始向往世俗美好自由的生活。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摆脱不了基督教题材，但画家们并不是描绘传统的圣经故事情节，而是以宗教题材，展现现实人性的价值，探索人的灵魂深处的奥秘。由于形象来自于现实生活，画家笔下的神灵形象也随之人性化了，彻底改变课中世纪宗教画呆板、程式化的传统。这一时期的宗教绘画，还出现了以大自然或建筑物为背景，借助神灵表现人的情感和个性的作品，充满了现实色彩和人情味，从而把虚幻的宗教，从天上拉到了人间。

4.3科学理性主义精神的影响。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在科学理性主义的影响下，对探索自然充满了激情。这一时期的艺术家注重对自然和科学的探索，新的艺术与科学密切联系，后者为前者的发展提供了飞速发展的机会。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学者兼建筑家阿尔伯，他倡导将透视法运用到艺术创作过程中去。他在书中给绘画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所谓绘画，无非是一个视觉角锥体在一定距离上的横断面，有一定得中心和适当的光照，并以线条和色彩在一定平面上表现出来；这种基于科学、理性、客观角度观察世界的方法，迅速成为观察世界的一个新的途径。”

文艺复兴盛期的画家达·芬奇认为，画家必须以博大的理论知识作为艺术创作的坚强支撑。以科学、理性、严谨的态度去研究探索一切物象的基本特征。

5.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圣像画艺术的艺术成就——以达芬奇及其作品为例。

机综合，从而在形式和内容上达到完美的统一。

达·芬奇是一位全面发展的伟大艺术家。其涉及的领域之广泛，在文艺复兴时期是绝无仅有的。他在进行创作时，追求一种真实的立体感，且善于运用透视法、明暗对比法、晕涂法来营造出一种柔美、和谐的氛围。15世纪后半叶，意大利的圣像画开始发生巨大转变。尤其是在之前的伟大艺术家马萨乔的透视法则的影响下，圣像画已经变得与世俗化没有太大差别了。而圣母子像，这一经典的宗教图式形象也变得不再如以往那般神秘而不可捉摸。达·芬奇是这一时期绘画艺术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圣母子像作品基本分为两种类型：室内的母子半身像以及室外的圣家族群像。前者更重视表现细腻的生活细节，也更着意对画中人物情感的表达；如《喂奶的圣母》、《拈花的圣母》等等；而后者所涉及的作品包括《岩间圣母》与《圣安娜与圣母子》。

5.1达芬奇作品《拈花的圣母》的赏析。

达芬奇拈花的圣母。

著名的《拈花圣母》画于1478年。它表现的是年轻的玛利亚和儿子耶稣在一起的情景。这幅画虽然也是采用宗教题材，但却完全排除了宗教画的气息，充满着浓厚的人情味。这里的圣母已不再是传统宗教画中的那种超脱人世的冷漠的面孔。

达·芬奇将圣母与圣子绘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之中，圣母玛利亚将耶稣放在自己的腿上，左手扶着耶稣的后背，表现出母亲对孩子的一种自然的关爱，右手则拿着一朵花放在耶稣的前面。耶稣正试图从母亲手中拿走那朵小花，脸上显示出极为认真的表情，而玛利亚注视着儿子，脸上浮现出幸福、愉悦的笑容。玛利亚的头发向后梳起，露出了宽宽的额头，她身上所穿衣服的褶子被画家绘制得十分自然。而衣料在灯光下反射出的光彩也被达·芬奇细致地加以描绘和表现。达·芬奇将《拈花圣母》中的圣母玛利亚与耶稣的形象都刻画得非常圆润，耶稣是以裸体的形象出现。顽皮的蹬腿的动作提升婴孩耶稣活泼、可爱的特质。圣母及耶稣头上依然顶着象征神灵的光环。达·芬奇的绘画大多都对圣像画做了改动。这幅画更具有达芬奇成熟时期的特征，特别是达芬奇逐渐舍弃坚硬的轮廓线，使人物的外形逐渐溶入背景，纯粹以明暗来定义物体与空间的关系，同时明暗的渐层过渡十分细腻，可见此时达芬奇已能善用“晕涂法”的效果。对于人物以外的其它描写也简化许多，省略了不必要的细节，以强化人物主题的重要性。

5.2达芬奇作品《岩间圣母》的赏析。

达芬奇岩间圣母。

悄然兴起的世俗性作品，画面上的一切无不体现着新意：情节的艺术化处理；不寻常的难以捉摸的风景；人物与环境的有机融合；光的巧妙利用；高尚的美所辉照出的人物形象。这幅画的主题是小施洗者约翰在圣母玛利亚与天使面前参拜基督，达芬奇将他们安顿在幽美神秘的岩石风景间，圣母、孩子和天使直接坐在山岩地上，渐浓渐淡的轻烟薄雾呈现出佛兰德斯或威尼斯画派所少有的朦胧画意，整个景象如幽远的梦境。充满了诗一样的温情，祥和而且典雅。

在《岩间圣母》中，他不仅将施洗者约翰和耶稣都画成儿童形象，还加入了年轻的圣母和天使。画面中，圣母玛利亚位于中间爱你的位置，正在用她的手扶着小约翰的肩部。达·芬奇又利用短缩法在了她的儿子小耶稣的将圣母玛利亚的另一只手放在她的儿子小耶稣的头上。而画面一侧的天使则一手扶住耶稣的背后，另一只手若有所指的伸向小约翰。整个画面呈金字塔字构图，各个人物之间也形成紧密的联系。在绘制《岩间圣母》时，达·芬奇改变了以往的传统绘画形式。画面显示出他对于凝重色彩的偏好以及独特的用光原则。在背景的刻画当中更是采用了透视法，增加了画面的立体感。

达·芬奇在艺术和科学两个领域的成就一同被《岩间圣母》这幅作品表现出来。画面上每一块岩石，每一棵草，每一朵花，都足以证明达·芬奇在地质学与植物学方面的渊博知识。画中采用重叠的岩壁多方面反射过来的柔和的光线，不仅造成人物脸部与身体细致入微的质感，同时还赋予形象以独创的富有诗意的光晕。还有人体的组织构造，身上皱纹和女人鬈发的机械学法则，这些被科学家达·芬奇用精确的实验证明的科学知识，现在又被艺术家达·芬奇结合成一个富有诗意的画面整体，转变为一支生动的、无声的音乐，一曲美丽的，自然的赞歌。达·芬奇在自己的作品中，把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及的“神”拉到凡间，成了亲切、生动的人，人与自然景物浑然一体，安详和谐的气氛与和谐静谧的自然景色令人神往，很自然地使人们想到温馨、甜美的家庭生活，圣母和耶稣就是这家庭中的一员。

5.3达芬奇圣像画的绘画艺术特征。

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圣像画美学特征与艺术成就。

在14至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圣像画的功能和形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变革。尤其是在意大利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新时期，由于科学理性主义、人文主义、自然主义等文化思潮的影响，在各个时期不同个性的画家引导发展下，宗教题材绘画中的世俗化因素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圣像画，从总体上来讲，已经成为神的人性化肖像，以往威严刻板的形象已经逐渐消失。而基督教圣像画艺术发展至文艺复兴盛期的拉斐尔时期时，对于由乔托和杜乔发扬光大的中世纪圣像画传统进行重新诠释，赋予了圣画像以新的神圣和崇高。16世纪的威尼斯画派将宗教圣像画彻底向世俗化转变，同时风景画、人体画开始大量出现，中世纪流传下来的圣像画传统，在文艺复兴盛期拉斐尔的圣母像作品里短暂回归后，至此已彻底成为历史，或者说，圣像画和肖像画已经没有什么明显区分了。

7.结语。

基督教圣像画艺术，作为宗教和艺术结合的典范，从中世纪的纯粹象征主义绘画发展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带有世俗化倾向的宗教肖像画，期间经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的艺术形式上的改革，既有对传统宗教艺术的借鉴，又同时融合了自己时代的科学理论成果，最终将理性主义的写实技巧与神秘主义的象征隐喻内容完美结合，在文艺复兴盛期达至艺术的巅峰。

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的绘画，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摆脱不了基督教题材，但画家们并不是描绘传统的圣经故事情节，而是以宗教题材展现现实人性的价值，探索人的灵魂深处的奥秘。在思想内容上，画家们还将人文主义思想和美学价值，纳入了宗教题材之中，通过神来表现人，反应现实人生。由于形象来自于现实生活，画家笔下的神灵形象也随之人性化了，彻底改变课中世纪宗教画呆板、程式化的传统。这一时期的宗教绘画，还出现了以大自然或建筑物为背景，借助神灵表现人的情感和个性的作品，充满了现实色彩和人情味，从而把虚幻的宗教，从天上拉到了人间。

参考文献。

[1]邵大箴.西方美术的历史与审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2:6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00.[3][英]丹纳著，张伟译.艺术哲学.北京出版社，2004：226.[4][英]贡布里西.艺术发展史[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版社，1990：55.[5]张浩达.基督教艺术与社会生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1.[6][法]约翰·t·帕里提.加里·m·拉德科.朱璇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1.26.102.

西方艺术论文范文

罗马风格欧洲教堂的装饰艺术设计是指12世纪以前欧洲教堂的整体装饰风格。

1.以黑白色调的搭配为主罗马风格时期欧洲教堂的装饰艺术最具代表性的当然就是意大利的教堂，这一时期欧洲正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时期，因此这一时期的建筑体现了鲜明的古罗马特色。同时，这一时期战乱频繁，古罗马文化对当时文化的影响依然比较明显，xxx依然是最高的宗教统治者。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并不繁荣，受到战乱和统治者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教堂在装饰风格上主要是以黑白色调为主，其目的就是为了体现出罗马教皇的高高在上和主的意志神圣不可侵犯。由于当时战乱，主的仁爱思想受到很大的压制，而这也体现在教堂的装饰风格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意大利的比萨大教堂，这座教堂建于1063年，教堂的外部与古罗马时期的建筑风格十分相似，采用的都是乳白色的大理石，在内部上与古希腊神殿的建筑风格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内部有很多乳白色的柱子，既能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又能起到一定的装饰作用。走进大堂一眼就能看到高高耸立的柱子，以及两侧黑白条纹装饰图案，中央是一副正襟危坐的圣母装饰画，中间是著名的伽利略吊灯。整个装饰风格显得庄重、简约，又不失肃穆，很好地反映出了当时的欧洲文化。

2.多用精美的雕刻作为装饰众所周知，雕塑是欧洲艺术的杰出代表，在长期的发展历史当中，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雕塑家，如乌东、吕德、罗丹等，都是欧洲雕塑的杰出代表。雕塑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古希腊时期有关希腊神话的雕塑是其优秀的代表，而在古罗马时期，文化的繁荣让雕塑出现了第一个高潮。欧洲最重要的宗教文化当中，当然也不可避免会涉及到雕塑艺术的应用。除了比萨大教堂大量地应用了一些雕塑艺术之外，其它的一些教堂也有很多著名的雕塑艺术作品。圣彼得大教堂建于326-333年，随后虽然经过了重建、修正，但是依然保留了很多带有古罗马风格的雕塑，其中就有雕塑艺术史上的无价之作——xxx雕塑作品《圣殇》，当然作品的风格与罗马时期的雕塑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依然能够看到那种传神的风格，这也是整个教堂最重要的装饰作品。当然该教堂还保留了公元3世纪的一些浮雕作品，虽然有的雕塑作品时间已经无从考证了，但是依然能够看到鲜明的罗马时期的艺术风格。

二、哥特风格欧洲教堂的装饰艺术。

哥特风格欧洲教堂的装饰艺术指的是12世纪到15世纪哥特文化流行期间，欧洲教堂在内外部的装饰情况。

1.装饰的色调丰富多彩从12世纪开始，欧洲社会逐渐步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繁荣的文化开始从希腊、罗马传递到欧洲各地，同时哥特文化开始兴起，这对欧洲教堂的装饰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在装饰的色调上。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出，在12世纪之前，欧洲教堂在装饰中主要使用了黑白相间的色调，虽然在一些绘画当中有别的颜色的使用，但是整体上呈现出黑白相间的特点。而到了哥特文化时期，欧洲教堂的装饰开始变得丰富多彩，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金色的应用，当时教堂装饰中一般都是采用的纯金装，金色代表的是高贵和财富，正是因为金色的应用，让教堂变得金碧辉煌。其中作为梵蒂冈罗马教皇的驻地，圣彼得大教堂在改建以后，随处可见金色的应用，而多彩绚丽的绘画艺术让整个装饰色调显得更加丰富。比如说始建于12世纪末的丹麦奥尔胡斯大教堂，其主祭台上的神像几乎都是金色装饰的，然后用红色、绿色等其它颜色点缀，增强了一种神秘感，显得高高在上，不可侵犯。

2.多彩的绘画艺术大量出现在教堂装饰当中，除了雕塑之外，最重要的装饰作品就是绘画。12世纪到15世纪之间，欧洲的绘画艺术开始从黑暗向黎明迈进。在这一时期，绘画开始大量用于教堂的装饰，并且与雕塑艺术相互融合，主要用于教堂内部墙壁、屋顶的装饰。奥尔胡斯大教堂的边门中就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带有神秘色彩的绘画，这组绘画虽然以宗教为内容，但是表现的并不是耶稣、圣母等传统的题材，而是一种神魔鬼怪的装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西斯庭教堂天顶画》，这是15世纪最著名的画家xxx的作品，位于意大利西斯廷教堂。作品在教堂短廊式的500多平方米的天顶上，以圣经《创世纪》为主线，先后描绘了九个基督教神话场景，包括《神分光暗》《创造日月与动植物》《创造水和大地》《创造亚当》《创造夏娃》《原罪•逐出乐园》《挪亚祭献》《洪水》《挪亚醉酒》，全部作品总面积达到600平方米，天顶画的装饰图案全部绘以建筑结构的样式，这与教堂实际的建筑结构取得谐和，因而当人们仰观整个天顶画时，它更显得庄严华丽。在主题思想上，xxx确定所绘人物的内容时，不拘泥于情节的宗教依据，只着重于表现人的本质力量，蕴含着基督教深刻的精神与历史价值，可以说达到了宗教绘画的一个顶峰，与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一起被称为15世纪绘画中的不朽之作和无价之宝。

三、巴洛克风格欧洲教堂的装饰艺术。

巴洛克风格起源于16世纪，从17世纪开始流行于欧洲，这种艺术风格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艺术风格，如错觉的再现传统等，但是却追求一种繁复夸饰、富丽堂皇、气势宏大、富于动感的艺术境界，可以说是一种艺术的“浮夸”效果。

西方法律思想史与西方法哲学的关系论文

摘要：成本在西方经济学与会计学中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正确区分西方经济学与会计学中成本不同，有利于学习和应用。本文就成本在西方经济学和会计学中的定义，进行介绍，通过对两种概念相同与不同的比较，明确了二者之间的不同与相同点。在新时代下，更是要注重二者的结合，相互联系，提高成本在企业运营、发展，和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成本这个概念在经济领域极为重要，属于经济学中抽象理论的范畴，但是在会计学中它是属于现实行为的规范。西方经济学是研究对稀缺的经济资源如何进行合理配置，并通过资源合理配置实现低成本，高利润的学问。成本对于经济学者和会计学者都非常重要，都是以对利润的关心为动机。不同的是经济学这着重关注点是成本如何计量，确保利益最大化；而会计学者更关心的是计量成本，来确定获取利润的具体数额。人们往往容易将西方经济学成本概念与会计学中的成本概念。本文就西方经济学中成本与会计学成本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进行简单分析，同时阐述了二者在企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西方经济学与会计学中成本的定义。

到目前为止，在西方经济学中，还没有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对成本的定义。在《西方经济学》(高鸿业)这本教科书中提到：西方经济学家在经济学中提出了机会成本、显性成本、隐性成本的概念，同时指出不能仅仅将成本视为是企业对所购买的生产要素支出的货币。那么有一种说法就是看起来西方经济学中提出的机会成本是广义经济成本的概括，而经济成本等于显性经济成本和隐性经济成本之和。在《西方经济学》这本书中是机会成本的定义是：生产者在生产一单位某商品时所放弃的生产要素在其他生产途径中能获得最大收益。显性成本：是厂商在租用或购买其他人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实际支出。隐性成本：厂商自己本身拥有的生产要素并用于企业生产中那么生产要素的总价格。会计学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它对成本有明显的定义。《成本与会计管理》认为，成本是在达到某一目的的过程中耗用或者放弃的资源。cca(中国成本协会)发布的《成本管理体系术语》标准中明确规定成本是为过程增值、结果有效已经付出或者应该付出的资源代价。美国会计学会(aaa)认为，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已经发生或未发生的价值牺牲是成本，是可以通过货币单位加以衡量的。从上面这些定义可以看出，会计成本就是厂商在生产经营中各项费用的总支出。

二、西方经济学与会计学成本概念比较。

1.共同点不论是在西方经济学还是在会计学中成本都是各项费用的支出，是获取利润付出的代价，由于经济社会的经济资源稀缺，所以无论是现实还是未来的费用都是必须支付的。而它们又同时认为成本的付出应该有收入加以补偿。西方经济学会将成本和收入相抵，来计算获取的利润，厂商的既定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会计学中也一样，常常将成本推销到收入的不同会计期间做补偿，入不敷出就是亏损。面对成本的计算无论是西方经济学家还是会计师都采取谨慎性的原则，高估成本，做低收入，将可能出现的费用、损失、负债进行充分的预计，以避免风险发生。无论是经济学还是会计学作成本的预估都是为决策做服务的。最终的目的都是通过成本的预估，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尽可能的谋取用最低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利润。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与会计学中成本的相同点。2.不同点经济学的成本概念较会计学的概念更为广泛，在上文的定义比较中提到过，经济学的成本既有显性成本又有隐性成本。经济成本的概念中包含会计成本的'概念，同时还包括没有计入会计成本之中的厂商自己拥有的生产要素成本。西方经济学中显性成本包括会计成本，而经济成本等于会计成本与隐性成本之和。上文中提到过西方经济学中经济成本和会计学成本都有被用作决策的作用。事实上经济学成本主要是用于为企业生产和定价提供依据。会计学成本则更多的是用于记录资产消耗。经济学家分析成本更注重机会，会计学家更注重实际消耗的记录。这是二者之间的不同点。

三、西方经济学成本与会计学成本之间的关系。

西方经济学中成本理论的传统理念是研究生产成本、边际成本和以及机会成本，主要是围绕这企业的生产过程进行研究的。随着企业理论的不断创新，现代的成本理论突破了传统理论的局限性，新增了交易成本理论和代理成本理论的概念。更注重强调企业的所有权的重要性。而由于企业外部联系扩大，内部结构日益复杂，传统的成本理论同样受到挑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管理会计，而它的出现为企业更有效的控制规划成本。实际上会计成本更注重的现实的客观反应，西方经济学家不仅仅注重对过去实事的记录更注重着眼于分析经济的活动，更注重与企业的发展方向，这样的眼界更为宽广，目光更长远。21世纪以来，它们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会计学能为经济学家提供真实有效的数据，用来检验经济理论。会计学也同样需要经济学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会计学的成本计量方法直接受经济学的理论影响。二者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

四、结语。

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较抽象，会计学中的更为具体。正确区分西方经济学中成本与会计成本学的概念。用联系与发展的眼光看待两种成本概念，正确的应用到企业的生产、运营与决策当中，为资源合理配置，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经济迅速发展作出贡献。参考文献：

西方哲学论文

在西方哲学和宗教学研究中就“存在神学”问题的探讨，是历代学者们经常予以关注的重要话题，在不同时期里的不同哲学家、宗教学家和史学家从多方面曾做过诸多论说。“存在”是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两千多年来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哲学的发展。因此，本文就“存在”这个概念进行浅显的分析。

巴门尼德存在唯一本质。

“存在”概念最早是由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提出来的。在他看来，世间万物处于繁芜丛杂的流变中，直接对于万物进行研究，只能获得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而这种知识由于事物的流变性而不够稳定与可靠。他认为，关于世界的真理性认识。是对于整个世界的普遍必然性的认识，而其认识对象必须具有永恒性，因而只有常驻不变的东西才是真理认识的对象。自希腊哲学诞生之日起就以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为最高理想，而自然哲学由于自身局限于感性领域而无法达成这一目标。基于对自然哲学局限性的认识，巴门尼德将眼光从流变中的万物投向单一的本质，从而提出“存在”这一概念。进而开创了以“存在”为研究对象的形而上学之路。

在《论自然》一开头巴门尼德就借助女神之口提出了两条研究的途径：第一条是“存在存在，不可能不存在”；另一条是“存在不存在，非存在存在”。第一条路被他称为真理之路，第二条被他称为意见之路。他认为，只有沿着第一条路研究，即认为承认万物的本原——存在，并对其进行研究，才有可能获取真理性认识。接下来他又描述了“存在”所具有的属性：

第一：存在是唯一的，连续的和不可分的。

第二：存在是永恒的，不生也不灭。

第三：存在是不动的。

第四：存在是完满的。

第五：存在是思想的对象。

从上述的几条我们发现：巴门尼德所描述的“存在”,并不是一种我们所能具体感知到的经验的存在，而是一种由我们理智所把握到的一个抽象范畴。前四条所描述的属性，使得我们很难根据自己已有的经验设想出这么一个东西，这也是巴门尼德所要达到的效果：他所认为的“存在”，是一种隐藏在事物背后的深层次的范畴，这就不能用具体事物的属性来描述与辨别。但是，在巴门尼德那里，他并没有对于存在有更进一步的具体描述，这也为后世研究存在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由于人们所具有的常识性的思维方式，人们在理解巴门尼德所描述的“存在”的时候，会尝试着用常识的思维模式去理解（特别是在古希腊时期，这一点在自然哲学家身上显得尤为突出），这样就违背了巴门尼德的初衷了。因而在这里，人们对于“存在”的理解则分为对于“存在者”（存在物）的理解和对于“存在”本身的理解。而对于这两个不同方面的理解，产生了后世缤彩纷呈本体论思想。

性主义哲学发起了挑战。这样，人们就不得不通过海德格尔，来重新评价我们所熟悉的哲学家，并进而重新认识西方哲学的发展了。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１８８９—１９７６）是现代西方、也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存在不是存在者”——这是海德格尔著名的“存在论区分”。他认为，“存在”与“存在者”完全不是一回事。世界上任何一种东西，都可以称之为“存在者”；而“存在”却是最普遍的概念，但它又不是“种的普遍性”，而是一种“超越者”，超越于所有的存在者。宇宙本身也只是一种最大的“存在者”，它生发了“存在”，但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存在”。任何可以定义的东西，都只是“存在者”；而“存在”既然不是“存在者”，当然是无法定义的。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海德格尔用“此在”这个术语来称呼他。“认识是在世的一种方式”，人之所以能够认识万物，是因为人一向就已经融合于世界万物之中。这就是人与其它存在者的特殊之所在。海德格尔说：“在西方思想的历史中，尽管人们自始就着眼于存在而思考了存在者，但存在之真理始终还是未曾被思的，它作为可能的'经验不仅向思想隐蔽起来了，而且，西方思想本身以形而上学的形态特别地、但却一无所知地掩盖了这一隐瞒事件。”“根据这种历史，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显现中，并没有发生存在本身及其真理”。在他看来，自古以来，西方哲学就有两个追问方向：一是追问“存在者”，一是追问“存在”。但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形成的占主流的西方的传统哲学，就其总体而言，忘记了“存在本身及其真理”，模糊“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并把“存在者”当作了“存在”，并以传统的理性主义的方法孜孜以求。而追问“存在”的哲学思潮，虽然在古代曾经有过可喜的开端，但后来几乎被淹没了。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长达二千五百年期间，这种迷误居然得以延绵。因此，新哲学的使命应是：重提“存在”问题，揭示“存在”的真相，以恢复其“超越者”的地位。

围绕着对存在的研究，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几点。两种追问的对象：追问“存在”与追问“存在者”；两种追问的方法：“客体化”取向与“主体化”取向；两种类型的智慧：采取“客体化”取向、追问“存在者”而得到的理性主义的智慧，以及采取“主体化”取向、追问“存在本身”而得到的“非理性主义”的智慧。

从追问“存在”的视角来看，哲学应当是关于人对于世界的态度，或人生境界之学。既不能把哲学等同于具体的实证科学，也不能将哲学仅仅归结为认识论。哲学是真、善、美三者的统一。

[1]高秉江。《从语言与存在的维度看巴门尼德的being》。

[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西方音乐史论文【】

音乐的发展其实是一种文化累积的过程，音乐文化总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在千年漫长的中世纪，教会是音乐发展的土壤，教堂是音乐发展的圣地，在中世纪及其前期，西方音乐的发展主要是以教会的音乐为中心。在这一时期，西方音乐是以教堂音乐为主要表现形式。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欧洲的确立与发展，欧州的音乐也逐步从宗教感情转向崇尚理性和追求人性的发展，同时，宗教音乐与世俗音乐在这种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从而创造了巴洛克音乐的辉煌并影响了此后整个欧洲的音乐文化。

公元500年到1500年，基督教开始对西方世界干余年的文化进行彻底扫荡，基督教文化一统欧洲。为了宣扬教义，在基督教宗教仪式中用歌唱的方式赞美上帝是重要且普遍的形式，因此，在漫长的中世纪里，作为宗教圣乐的音乐有着特殊的地位，音乐完全被教会所垄断，中世纪前期的音乐也仅仅只有宗教音乐的声音。

中世纪欧洲教会音乐的发展是以格列高利圣咏作为基础的，整个西方音乐的发展与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时期的主要音乐活动，如记谱法的研究、音乐理论、复音音乐的兴起与发展等都是围绕格列高利圣咏去进行的。中世纪后期，欧洲民俗乐呈递进式发展，城市的复兴使多声部音乐逐渐发展起来，而这种发展与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密不可分的。

在宗教圣乐笼罩下的欧洲，世俗的歌唱是伴随着城市的兴起而出现的。11世纪起，新兴的城市从欧洲封建统治相对薄弱的意大利兴起，并逐步成为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意大利各城市共和国的经济水平远远超过了欧洲其他地区。从13世纪起，商业及航海相对发达的意大利和北欧尼德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直接促进欧洲各地区的民族文化的发展，并在基督教神学的笼罩下逐步积累，西欧内部文化开始高涨。文化的发展变化自然地渗透到音乐领域，艺术也由宗教寺院及封建城堡的垄断中解放出来，进入老百姓的生活中。民族音乐和世俗音乐最初出现在意大利的城市中，并逐渐在西欧普及，民族音乐及世俗音乐在不同国家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出来，如：意大利牧歌、法国尚松、德国利德等。意大利牧歌原是田园诗，在14世纪时开始有音乐家为之谱曲。当时的为牧歌谱曲的意大利作曲家有乔瓦尼·达·卡夏、达·翡冷翠、弗朗切斯科·兰迪尼等。这一时期意大利的牧歌曲例是：一首诗通常有二或三个诗节，各为三行抑扬顿挫的五音步诗句，配以相同的音乐，最后是过门，配以另外的音乐。同时期，意大利还出现了狩猎曲。狩猎曲是14世纪的一种与狩猎、捕鱼或与普通生活有关的意大利诗歌，配以描绘性的活泼音乐。这个时代的民歌内容非常丰富，既采用神秘的宗教传说，也吟唱骑士的业绩，还歌唱爱情及自然景色，从而使音乐可以充分表达个人的感情，音乐与音乐家逐渐得到解放，音乐开始冲出封闭的教堂，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

14至16世纪，西欧各国封建社会内部先后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兴的资本主义要求为自己的发展扫清道路，成长之初的资产阶级为了在政治上取得合法地位，首先向教会神学统治和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冲击。这种冲击的直接结果是导致了欧洲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时代的核心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倡导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追求现世的幸福，注重尘世的欢乐，这一切逐渐唤醒了人的灵性和潜力，它使得人们对于知识地追求将逐渐超越对于纯粹神学信仰的追求，由原来的纯宗教性逐渐向世俗性方面转化。对于现世享受的追求及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逐渐重视，自然会影响到欧洲的音乐。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尽管在体裁、创作和手法上的革新与中世纪的音乐有着一定的承继关系，但由于人文主义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关怀人性的价值取向与经院哲学的恰恰相反，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艺术，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首先，这一时期的世俗体裁得到了极大发展。文艺复兴时期所涌现出的大批成就卓著的音乐大师中，有相当一部分对世俗体裁有浓厚的兴趣并丰富了世俗体裁的内容。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牧歌作为一种吉乐形式有了很大的发展，16世纪的牧歌歌词为自由体，最早结集出版的牧歌集于1553年问世，音乐风格由弗罗托拉歌派生而来。用这种风格写作的先有韦尔德洛、费斯塔、阿卡代尔特；继起者有维拉尔特及其门生奇普里亚诺·德·罗勒，他们在歌词的表现力和技巧手法的运用方面扩大了牧歌的范围。16世纪后半叶，意大利牧歌又有了新的奉展，它们采用模仿式复调写作，大多为五声部，歌词中建量采用描绘性词汇与象征手法，并逐步从模仿式牧歌过渡到由通奏低音伴奏的独唱；二重唱或三重唱的牧歌(即强调歌唱的戏剧性)。除牧歌外的其它世俗体裁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欧洲音乐史上佛兰德乐派的代表人物迪费创作的主要体裁除经文歌外就是世俗的歌谣曲；若斯坎·德普雷、l·奥布雷赫特和h·伊萨克还运用意大利、德国民间歌曲的形式，使作品更加富有感染力；这些新的体裁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想感情，充满了对人性的关怀。此外，在16世纪后期，以歌唱家g·卡奇厄、作曲家蒙v·加利莱伊和业余作曲家p·斯特罗齐为代表，形成了一个自称“佛罗伦萨伙伴”的艺术小组。他们试图恢复古代音乐与戏剧、诗歌结合的形式，主张突出曲调，对位声部只作伴奏，开创了主调声乐和数字低音的风格，为音乐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文艺复兴音乐与近代音乐的衔接架起了桥梁。

其次，世俗的复调音乐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欧洲的世俗音乐起源于宗教音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世俗音乐的繁荣，宗教音乐也受到了世俗音乐和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而产生一些变革，从而使欧洲音乐超越了对纯粹神学韵的追求，而宗教音乐与世俗音乐的融合成就了后世西方音乐的辉煌；伴随着世俗音乐的兴起，宗教复调音乐也相应发生了变革。g·p·帕莱斯特里纳的创作受到世俗风格的强烈影响，寻求复调与和声的平衡，形成宁静、明朗、清澈、和谐的新的复调风格，并开创了无伴奏合唱的先例。从14世纪开始，中世纪的单乐章弥撒曲的固定歌调题材有的取材于世俗歌曲。到16世纪，新的经文歌更重视高声部旋律的生动和节奏的流动性，它本身不再被宗教礼仪所束缚。

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从精神上承载着人文主义的伟大精神，从技术上进行了巨大革新，题材上的世俗化与写实精神，音乐家承上启下的伟大建树，体现了特殊的历史特征，推动了西方音乐历史的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直接导致了科学技术的进步，15、16世纪工业技术及自然科学的成就给音乐艺术带来了极大的变化。

14世纪初，在意大利的资本主义萌芽也渗透到了乐器制作领域。从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意大利已有了分工细致的乐器作坊。乐器作坊的出现导致了乐器制作工艺的进步，从而使一些新的乐器被发现并制作出来，增加了供作曲家选择的乐器，为日后配器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出现的最重要的乐器是小提琴。从16世纪后期小提琴作为一种独立的乐器开始定型。小提琴制造业兴起于意大利北部城市克里莫纳，在那里出现了最早的小提琴制造家，他们把小提琴各部分的比例确定下来。到巴洛克时期，克里莫纳已经成为全欧洲最负盛名的小提琴制作中心。伴随小提琴制造业的发展，16世纪后期意大利出现了最早的小提琴演奏家，小提琴演奏技术也随之得到了发展。

伴随手工作坊的出现，印刷术广泛应用于音乐领域。15世纪后期意大利就已结集出版经文歌及弥撒曲，1553年最早结集出版的牧歌集问世。法国出版商阿唐南·皮埃尔（约1494-1552年）采用活字印刷术出版了大量的尚松、经文歌、弥撒曲、琉特曲与管风琴曲；铜版印刷术运用于音乐领域，促进音乐的传播。英国音乐出版商托马斯（约1535-1609年）在16世纪末出版了同时代英国作曲家的重要作品《诗篇、十四行诗和歌曲》、《阿尔卑斯山南音乐》、《拉丁语经文歌集》以及莫利、威尔比和贝特森韵牧欹。特别是在16世纪后期，铜版印刷术应用于音乐领域，以威尼斯为中心，乐谱印刷业产生了，音乐有了更为统一的版本，得以迅速而广泛的传播。

1566年和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先后在尼德兰与英国爆发。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为了在政治地位上取代封建贵族阶级，发起了强大的思想攻势。同一时期的意大利虽然没有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但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同时代的欧洲是最先进的。由于新兴资产阶级和带有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市民阶层的积极参与，音乐活动变得空前活跃。世俗音乐活跃的直接结果是导致了歌剧的诞生，歌剧的诞生又促进了公共剧院、音乐厅的广泛建立，随之发展的是酒馆、集市等公共场合的音乐活动也日益频繁起来，这一切又促进了乐谱出版、乐器制造业的繁荣。这些都为新时代新音乐的创作与演出提供了充足的前提条件。

世俗音乐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是歌剧的诞生，于16世纪末脱胎于牧歌，歌剧出现不久就取代了宗教音乐的主导地位，并从意大利蔓延到整个西方世界。

最早的歌剧出现于1600年。歌剧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诞生标志着巴洛克音乐时代的开始。伴随歌剧诞生而出现的是公共剧院。1637年，威尼斯向普通市民开放了圣卡西亚诺剧院，这是历史上第一家公共歌剧院，歌剧从此开始走出王公贵族的宫廷，走向普通市民。17世纪中期，威尼斯便开始进入歌剧的黄金时期。全市共有16家歌剧院全年分几个演出季节上演歌剧，一大批有才华的音乐家和剧作家为之谱曲、写作。此后，法国、英国、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先后建立了剧院。剧院的出现，为音乐的普及和民间音乐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市民阶层对音乐的需求，使得高雅音乐不再仅仅为上层社会所垄断。

伴随城市的兴起，欧洲从14世纪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欧洲人民开始走出中世纪，迈进近代社会的门槛；欧洲的社会结构，由封建主义逐渐演变为资本主义。这是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新型的社会关系使原本相互分离隔膜的人们，现在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到了共同生产生活的洪流中；原本强制性的人际关系，现在向着自觉自愿的分工协作关系转化。这种人际关系模式的转化，从根本上影响着欧洲的音乐。人性的解放，促进了人们对音乐的需求，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欧洲的世俗音乐得到了极大地发挥，单纯的牧歌演变成了牧歌剧，世俗歌谣曲也逐渐演绎成了田园剧。牧歌剧与田园剧发展的直接结果是促成了歌剧的产生。歌剧的产生真正地改变了欧洲的音乐生活，伴随歌剧而出现的剧院、音乐厅开始取代教堂成为音乐活动最重要的场所；歌剧因剧情发展的需要，重视发挥器乐伴奏的烘托作用，促进了器乐的改进与发明；歌剧这一生动活泼的新体裁后来又被教会所利用，产生了清唱剧(亦称圣剧或神剧)。音乐领域里的这一系列变化都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1][美]亨·房龙，齐植瑜等译，《人类的故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高福进。《地球与人类文化编年：文明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刘志明。《西洋音乐史与风格》,台北大陆书店出版，1981年版。

[4]叶松荣。《西方音乐史略》,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

[5]《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上海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

贺麟西方文化观概述论文

［摘要］近代以来，在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化的认知史上，贺麟是一位“另类”学者。他的西方文化观不仅代表着1930—19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对西方文化认识问题上的重大突破，而且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西学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他的见解既体现出哲学家的深邃与敏锐，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哲学思想的拘囿。客观评价贺麟在这一问题上的得与失，对于我们当下认识西方文化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贺麟的西方文化观研究》(hb15wx026)，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文化运动早期文学观研究》(gh151110);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学衡派文化观研究》(020501)。

1930年代，新文化运动时期那种抑中扬西的文化热浪在中国思想界已然降温，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肯定与认同则再次在中国思想界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声音。与此同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更趋于理性;一些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与此前相比更加客观和深刻，也更具学术意蕴。贺麟的文化理论及其对于西方文化的独特认识，就是这一思想背景下的产物。

贺麟(1902—1992)，中国现代哲学家，新儒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以其所提出的“新心学”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中，他所提出的以“新心学”为哲学基础的文化理论，不仅是其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整个哲学体系的精华。因此，贺麟的文化观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他的西方文化观，首先须对其哲学思想和文化理论体系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贺麟认为，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须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哲学的基础之上，否则，仅仅局限于文化现象层面的争论，就只会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混乱局面，而这种无指针、无原则的讨论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他对新文化时期曾热闹一时的文化论争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一时期人们对文化问题的讨论仍停留在文化现象层面，主要限于对中西文化之异同与优劣的比较，且讨论者多以实用为目的，过于主观或武断，而缺少学术研究的冷静和逻辑批评的功夫，缺乏文化哲学的基础和根据。他强调:“我们现在对于文化问题的要求，已由文化迹象异同的观察辨别，进而要求一深澈系统的文化哲学。无文化哲学作指针，而漫作无穷的异同之辩，殊属劳而无功。”［1］(p419)因此，他以“新心学”思想为基础，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文化理论体系。

具体来说，就是以“体”与“用”作为两个基本范畴，先建立起一个一般性的文化研究框架，然后在这一框架下去考察西方文化，从而得出自己对西方文化的独特认识。“体”与“用”，是贺麟文化理论的两个基本范畴。在中国哲学史上，“体”与“用”这对范畴并不新鲜，但作为学贯中西的哲学家，贺麟却“旧瓶装新酒”，在融合中西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赋予这两个范畴以独特的新内涵。他深刻指出，哲学意义上的体用观有两种:一是绝对的体用观，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在西方以柏拉图为代表，在中国则以朱熹为代表。“体是指形而上的本体或本质(essence)，用指形而下的现象(appearance)。体为形而上之理则，用为形而下之事物。体一用多。用有动静变化，体则超动静变化”［1］(p344—245)。简言之，这里的体与用代表了本体界与现象界的对立。另一种体用观可称为相对性或等级性的体用观，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在西方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在中国则以周敦颐为代表。按照贺麟的理解，“这种体用观一方面包括柏拉图式的体用说，认纯理念或纯范型为体，认现象界的个别事物为用，一方面又要以纯范型作为判别现象界个体事物价值的标准，而将现象界事物排列成层级而指出其体用关系”［1］(p345)。因此，按照相对体用观，现象界的事物可根据其所包蕴或表现出的纯范型的多寡，进一步进行层次上的细化与逻辑上的排序，从而表现出由上而下、层层推进的相对体用关系。以上述两种体用观为基础，贺麟对文化的“体”与“用”进行了系统考察，建立了自己的文化哲学体系。他首先选择朱熹“道之显者谓之文”的观点作为考察文化体用关系的切入点，并依此对朱熹的思想作了必要补充和修正。在他看来，朱熹在这句话中所提到的“文”即是指文化，故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文化是道的显现，道与文化是体与用的关系。所谓“道”，是指宇宙人生的真理，万事万物的准则，亦即真、善、美等永恒价值。他进而指出，实际上，道不仅显现为人类所创造的文化，而且蕴含在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之中。自然与文化都是道的载体，但二者又有显著的不同，其区别就在于，文化是人的心灵在“道”的指引下以自然为用的产物，是对道的自觉显现，而自然则是对道的昧觉显现。因此，同样一个“道”，在文化与自然中的表现有深浅、高下、多少、自觉与否等不同。据此，贺麟从体用关系的角度大致勾勒出了一个囊括世界万物而又层次分明的价值体系。他说:“若从柏拉图式的绝对的体用观说来，则道或价值理念是体，而精神生活，文化，自然，皆道之显现，皆道之用。若从亚里士多德式的相对的体用观说来，则精神生活，文化与自然皆道之等差的表现。低级者为较高级者之用或材料，较高级者为较低级者之体或范型。如是，则自然为文化之用，文化为自然之体。文化为精神之用，精神为文化之体。精神为道之用，道为精神之体。”［1］(p347)根据贺麟的观点，道、精神、文化、自然构成了一个互为体用的价值体系框架:首先层次最高者为道，即价值理念;其次，是被价值理念所鼓舞着的人的心灵，即人的精神生活，或者说价值体验;再者是文化，即价值理念通过人的自觉的精神活动的创造物;最后是昧觉地载道的自然。

在这个大框架下，贺麟进一步聚焦于文化，对文化之体及文化内部的层级体用关系作了更加微观的分析。首先讨论了文化之“体”的问题。贺麟认为，从广义上看，朱熹的说法并没有错，即文化的确是道的显现。但他又进一步提出，从严格意义上说，真正的文化之体实际上应该是人的“精神”，而不是“道”，因为“所谓理或道也不过是蕴藏在人类内心深处的法则……假使道或理不透过精神的活动，便不能实现或显现成为文化，而只是潜伏的，飘渺的，有体而无用的道或理罢了”［1］(p348)。而“精神”则是道与人类心灵的契合，人类文化正是这种为“道”或者说真理所鼓舞着的自觉的精神活动所创造出来的。因此，“精神”才是真正的文化之体，在一种文化中处于主要、主动、主宰的关键地位。在厘清文化之体之后，贺麟进一步分析了文化内部更为具体的层级体用关系。他认为，作为文化之体的“精神”可根据价值追求的不同分为真、善、美等不同类别，相应地，对文化也可以作出相应的类别划分，并且在同一类别中，还可以根据不同文化因素所包孕的`精神价值的差别而对它们之间的相对体用关系作出进一步的划分。就“求真”精神而言，哲学与科学都是这种精神的表现，“但哲学追求价值的真理，科学追求自然的真理。哲学阐发关于宇宙人生之全体的真理，科学研究部分的真理。哲学寻求形而上的理则方面的真理，科学寻求形而下的事物方面的真理”［1］(p349)。因此，就相对体用观来说，哲学乃科学之体，科学为哲学之用。同样，就“求善”精神而言，宗教和道德虽然都是这种精神的表现，“但宗教所追求者为神圣之善，道德所追求者为人本之善，宗教以调整人与天的关系为目的，道德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为目的”［1］(p349)。

因此，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就“求美”精神而言，虽然艺术与技术都体现着这种价值追求，“但艺术是超实用的美的价值，而技术代表实用的美的价值。艺术是美的精神生活的直接产物，而技术只是实用智慧的产物”［1］(p349)。因此，艺术乃技术之体，技术是艺术之用。而“至于政治法律实业经济军事等，距真善美之纯精神价值更远，乃科学道德技术之用，以科学道德技术为体，而直接以自然物质为用”［1］(p349)。可见，通过对文化内部相对体用关系的辨析，贺麟对西方文化中的各种因素作了明晰的层次划分。这种划分，正是我们科学、客观、理性、系统地把握其西方文化观的关键之所在。综上所述，贺麟将人类追求真、善、美的精神作为最高的抽象的文化之体，然后依次将哲学、宗教、艺术作为文化的第一个层次，将科学、道德、技术作为第二层次，将政治、法律、实业、经济、军事等作为更低的一个“直接以自然物质为用”的层次，由此得出了他考察文化问题的一个一般性理论框架。在他看来，这一框架适用于对各种人类文化(当然包括西方文化)的考察。

从上述普适性的理论框架出发，贺麟对西方文化中的各种文化因素作了价值重估，并对它们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位置进行了重新排列。在他那里，西方文化中的经典哲学、宗教及艺术(包括文学)首次在理论层面被提高到其文化之体的重要地位上，这一结论彻底颠覆了此前中国学者在西学观方面的主流认识及导向。

除了将经典哲学、基督教和文学艺术三者共同置于西方文化之体的重要地位之外，贺麟还对基督教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他对基督教的格外推重，而这也成为贺麟西方文化观的最大“亮点”。在这一认知价值层面，他提出，基督教精神实际上一直蕴含在科学、民主、工业化等西方近代显性文化现象背后，并在整个西方文化中一直发挥着基础性和根本性作用。在《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2］(p304—311)一文中，他回顾了中西文化接触以来，中国人在认识西方文化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认为对基督教的忽视造成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的肤浅、片面，也对中国文化的复兴造成了不利影响。他认为，西方文化的传入，从近代起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如果推至明末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来华，则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却始终没有真正清楚的认识，更未以正确的态度加以接受。近代以来，中国人从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到学习西方的法律、政治，都不过是对其文化的表层现象的照抄照搬，而忽视了其深厚的文化精神和文化背景。

五四时期，虽然一些知识精英对西方的认识已触及西方文化的精神层面，但他们对于民主与科学的提倡仍属于实用层面，而对于西方文化之体，即西方的古典哲学、宗教、艺术等，仍未能加以关注和重视。所以，从近代以来乃至五四时期以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认识，仍只是从“用”着手，仍未了解到西方文化之体，只注重其外表，从外部去了解，而未把握住西方文化的精神与核心，尤其是对于基督教的认识还是远远不够的。贺麟认为，研究和介绍西方文化，须体用兼顾，单重视其“用”而忽略其“体”，是不会有良好效果的，尤其是对于基督教，中国人更应给予特别的关注。他指出，基督教是西方文化之体最重要的部分，其中包孕着西方近代文明的一切特点，是西方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也是西方科学、民主、工业化的深刻的精神基础。正如中国旧有文化的一切特点在儒家思想中均有所体现一样，“近代基督教是整个近代西洋文化的缩影与反映。可以说西洋近代精神的一切特点，基督教中皆应有尽有”［1］(p350)。因此，要深入西方文化的堂奥，把握西方文化的根本，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就不能忽视对基督教的了解，就要对基督教精神有深刻的认识，看到其作为西方文化之体而贯通渗透于整个西方文化之中所具有的普遍和根本意义，及其与其他文化因素在文化深层次上的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

基于对基督教之重要性的理解，在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贺麟指出，人们通常倾向于将二者对立起来，认为基督教是反科学的，要提倡科学就要反对基督教，但实际上基督教对于科学是有保护促进之功的，二者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首先，从历史上看，当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之时，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在蛮族入侵中遭到严重破坏，正是由于修道院对部分古代文化科学典籍的保护，才使得科学在日后的发展中有所凭借。同时，基督教并非完全排斥科学，相反，一些传教士恰恰需要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以利用科学中的某些理论为宗教辩护。虽然在历史上曾出现基督教阻碍科学发展、教会压迫和杀戮科学家的事实，但贺麟认为，基督教对科学的压制反倒激发了科学家的献身精神，刺激了科学的发展。“科学家因受教会的压迫，而愈觉得真理之可宝贵，其本身使命之伟大，从而更锲而不舍，作科学的高深探求。科学因与宗教对立竞争而愈昌明，科学家因受教会压迫而反成为最有牺牲的宗教精神者。如此亦何不可谓宗教反科学而反促进科学呢?”［2］(p309)其次，贺麟指出了科学精神与基督教精神的互通性，论证了基督教精神实际上是有助于科学之发展的。他指出:“凡实验室中作高深研究的科学家，其生活正与修道士一样的纯洁高尚，其追求真理，不计利害，勇往直前的精神，正如基督徒之追求上帝，因此才可发现真正崇高的真理，这里面正是一种基督教精神的表现。且科学家一面固然追求纯理智的真理，一面在情感上亦仍旧须求得宗教的安慰，两者可并行不悖，并无不相容之处。尤其有许多西洋伟大的科学家，他们常自认他们之从事科学研究，其目的并不是实用的功利的，而乃以知天或认识上帝为其目的。其超功利的宗教襟怀，大值得敬佩。”［2］(p309)总之，贺麟固然承认在历史上基督教与科学之间曾出现抵触及摩擦，但他认为从总体上看，基督教对科学仍有保护之功，而且基督教精神从一个侧面而言还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在基督教精神与近代西方民主精神的关系问题上，贺麟认为，首先，基督教中蕴含着一种普遍的平等精神，因为基督教打破了国家、家庭和阶层之间的分界，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任何人都可以入教受洗，获得上帝的恩宠与拯救。其次，基督教非常关注平民的生存与疾苦问题。基督教主张到民间去，办学校，开医院，为平民服务，这些举动也是真正的民主精神的一种表现。此外，他还指出，基督教所提倡的博爱和宽容精神，如爱仇敌的观念，也有助于西方民主政治的实施，因为政治家要进行公平竞争，就需要具备这种公正、宽容和博大的胸襟。西方在中世纪虽然出现过教会过分干预政治、独断专制的局面，但这恰恰是基督教的异化，是对基督教本真精神的背离，而并非基督教精神的真正体现。因此，基督教精神实际上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提供了精神方面的深层支持。最后，贺麟对基督教与工业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近代以前，基督教的确表现出一种过分重视精神生活而贬抑物质生活的倾向，但在宗教改革以后，新教却表现出一种将纯洁的信仰与世俗物质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努力。按照新教教义，人在现实生活中通过诚实勤奋的劳动获取成功与财富，这是上帝所嘉许的，不仅不违背上帝的意志，而且恰恰彰显了上帝的荣耀。贺麟指出，新教对人的世俗追求的开放与赞许及其所提倡的勤劳、忠实、守信等道德观念，实际上是有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并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提供了精神基础。除此之外，贺麟还从具体的方面指出，基督教会所办的大量职业学校也为西方的工业化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助力。因此，他的结论是，“基督教不是反工业化，而是最适宜于工商业社会，并有助于工业化的”［2］(p310)。贺麟通过其文化哲学理论以及对基督教与科学、民主、工业化的关系的系统论述，将基督教与中国的儒家、道家思想相提并论，凸显了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之体在西方文化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强调，中国人在认识、把握和吸收西方文化时，对基督教是决不可忽视的，“故欲了解西洋文化，如果只从外去了解其用，而不进入其堂奥去了解其体，或只片段地灌输西洋的科学、民主、或工业化，而忽略了基督教恐怕是不可能的。西洋人之欲了解中国，一开头就研究我们的儒家道家等，从根本方面着手，而我们之了解西洋，却忽略了基督教，实在是一种无识”［2］(p310)。综上所述，贺麟以“新心学”为哲学基础，以“体”与“用”为基本范畴，首先建立了一个考察文化问题的一般性理论框架，然后利用这一框架推演出了他的西方文化观，即一个有体有用、成分多元、各部分之间具有互通性和复杂联系的文化统一体。这是关于西方文化的一种系统而深刻的新认识。

贺麟的文化理论具有丰厚坚实的学理基础，他对西方文化的洞见可谓深刻而清晰。从中国人西学观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贺麟西方文化观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对西方文化作出了一种异于前人的阐释，而是标志着中国学者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已逐渐超越了粗浅线条式的认知方式，开始了对西方文化更为深层次的学术研究。

由于受到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新黑格尔哲学及陆王心学的深刻影响，贺麟非常重视文化精神在一种文化中所具有的根本性和决定性意义。在他看来，作为文化之体的文化精神全面贯通于一种文化之中，并为这种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最为深刻和持久的精神资源与精神动力。因此，他力图进入西方文化更深的精神层面，指出其宗教、艺术、古典哲学等这些向来被中国人所忽视的文化因素在西方文化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尤其强调了基督教作为最深厚的西方文化之体在近代西方社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贺麟的独特见解，为我们打通了实用层面的文化现象与深层文化精神之间的隔阂，在信仰与理性之间架起了桥梁，可谓使得西方文化首次在中国人的认识体系中呈现为一个多种因素相互关联的复杂有机体。应该承认，贺麟对于基督教精神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性的肯定，具有一定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西方文化的实际情况，是一种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但同时也应看到，科学、民主与工业化等文化现象主要根植于西方的理性精神，是理性精神的具体展现，从性质上看，这是一种不同于基督教信仰的文化精神。

民主、科学、工业化与基督教精神之间既有互通互促的一面，也有彼此冲突、相互制约的一面，过分和单纯地强调基督教精神对于科学、民主、工业化的正面积极意义，而混淆二者在根本性质上的不同，不免有人为放大基督教的作用之嫌。其实，在贺麟的文化哲学框架中，作为文化之体的除基督教之外还有哲学和艺术，而且他也明确承认哲学与科学都以求真为主，二者更具本质上的相通性，这实际上是承认以哲学为代表的理性精神也是西方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可能是为了纠正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过分强调西方理性精神之偏，贺麟对于理性精神在西方文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未展开讨论，而是过分突出了基督教精神在西方文化中的精神根基作用，从而使其本来有可能秉持中道的理论架构走向了偏颇。此外，就研究方法而言，贺麟是在其哲学观念的基础上首先建立起一个一般性的文化理论框架，然后再从这个理论框架出发去考察西方文化，并由此得出结论，这基本上属于一种演绎式的推导过程。这种研究方法所带有的哲学锋芒及其所具有的“普适性”优势可谓非常明显，但同时这种方法也存在着一定问题。因为贺麟首先是将各种不同文化在结构上具有“同构性”当作一个默认的基本前提，而这一前提的有效性，则要依赖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一先验信念的成立。正如余英时所言，“哲学家论文化，其独到见解与其偏见是成比例的，故未必能使一般人都信服其论断”，而“史学家论文化其取径与哲学家不同。他注重客观的分析，从客观史实中推出结论。也许是因为我自己的兴趣偏重历史方面，我总觉得唯有处处以无可争辩的客观史实为根据，才能建立起我们对文化的正确认识”［3］(p24)。

因而，对于当今的文化研究而言，从对西方文化发展史的具体研究着手，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哲学理论出发，或许才有可能得出更为科学、全面的关于西方文化的认识。总之，贺麟凭借其深厚的哲学素养及对西方文化的深刻体察，努力探求西方文化深层的精神底蕴，提出了其对于西方文化的独特认识。他的西学观是对新文化运动以来国人单纯强调民主、科学等西方理性精神的补充与纠偏，不仅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在认识西方问题上的重大突破，也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西学观发展史的重要一环。但可惜的是，贺麟的见解在中国学术界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关注，也远未能对中国的主流西方文化观产生根本性影响，以西方文化为逻格斯中心主义的文化至今仍是中国学者所普遍持有的观点。这一现象，颇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1］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贺麟西方文化观概述论文

贺新凉/贺新郎。

作者：石麟朝代：宋体裁：词一骑飞来速。报平山、将颁凤检，宠分符竹。自是平淮勋名在，姓字屏风纪录。正欲革、潢池风俗。古括久思贤太守，待东山、一起苍生福。唐李段，追芳躅。横舟竹下凭青鹿。庆生朝、称觞蔼蔼，履珠簪玉。争奈回溪民望切，计日带牛佩犊。便合早、秣驺脂毂。圣眷处公犹未惬，俟朱幡、才下锋车趣。符已兆，台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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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西方政治论文选题

2、斯多葛派政治思想对基督教政治思想的影响。

3、新共和主义新在哪里。

4、论罗尔斯与诺齐克的分歧。

5、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公民文化的诠释。

6、混和政体思想：从古希腊到古罗马的发展。

7、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中“国家”概念的复归。

8、近代社会契约论与自由主义的国家观。

9、论近代人权思想在当代的命运。

10、论卢梭的“公意”思想。

西方音乐史论文【】

从我国现有的条件看，要研究西方音乐史还没有足够的资源，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是，西方音乐史在我国其发展前景还是很大的。本文就西方音乐史研究中的文化心态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从我国目前条件上看，对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还是很有局限的，比如，在我国的图书馆里对于国外的一些藏书、原着的文稿、外国的音乐原作作品并不多，而能够出国学习的研究者并不多，这就给研究西方音乐史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国的研究者从外语水平上看，普遍较低，给阅读原文带来困难，这就使原版引进或译着并不多，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使专业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受到限制，大失信心，所以，虽然最初选择了从事外国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但最后还是没能坚持初衷，他们经常对本学科的情境担忧，而关键问题却是文化心态。

中华民族不仅具有几千年的文化史，同时具有文化向心力和博大的胸怀，对于外来的文化具有着包容的精神，对外国文明也具有很强的自信心。如今是信息时代，复杂纷繁的文化观扰乱了人们的心，但对于西方的理论，依然有很高的关注度，只是出发点不同。

人类不断经历着变革，全球经济一体化，可是各种文化领域依然有坚固的堡垒。在所谓的“艺术阴谋”下一边堤防着一边去进行学习研究，这种既复杂又矛盾的心态，想把研究工作做好，一定是困难重重。所以，我们要敞开心态，开放包容，去学习和研究西方音乐史。人类所追求的不只是物质财富，还有精神财富的满足感，只有当物质和精神都达到了满足，才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满足，这是西方和我们所达成的共识。换而言之，只有物质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最终才能够使人类升华到“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而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是一种音乐艺术，它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食粮。人类的进步和音乐的创作是脱离不开的，也是人类优势生命体构成的一部分。

西方音乐史对音乐进行了记录并进行了分析，它重塑了人类的精神和思想，是人类在精神领域的探究，从而反应出人们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如今，我们已经意识到，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我们一定要向国外虚心地学习，可是，也不该过分地强调意识形态，我们应该从中国自己的文化角度出发，放眼去看外国的文化，吸取精华，放弃糟粕，为我所用，用他国之长处补我们之短处，这样才能真正形成我们自己的西方音乐史学术思辨成果，为我国的学术做出贡献，使我国的精神文化领域不断拓宽。

有人认为，对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处在一个两难之地，在西方音乐史和评论研究之间，既要有理论思维，又要有艺术感悟，而这两者间无疑存在着矛盾，从而会直接影响到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然而，换个角度看，其实我国对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是有着很多优势的。中国文化对于“总括”这种具体的概念比较重视，而对于“推概”这种抽象的东西却不是很重视。而西方音乐史是属于人文学科类，它非常适合于“总括”，却不适合于“推概”。中国人很擅长的是，直接通过事物的内在、体察心灵与事物之间的共鸣。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于诗意，这的确对逻辑思维产生了影响，但是，中国人对于逻辑思维能力却不缺乏，只是在研究问题时，不经常运用逻辑思维方式，因此，这对于研究西方音乐史并能构成影响。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把理论思维能够和艺术感悟很好地进行结合，那对于研究西方音乐史来讲，应该能有一番大作为。

近几年，研究西方音乐史的人士有上升的趋势，研究上也取得了丰硕了成果，但是，和中国的其他艺术相比，显得有些缓慢，在进行研究中，遇到的常见困难：一，资料来源存在问题。要想从国外取得第一手材料，必然会造成物力、财力、精力上的大量耗费，所取得的材料还要进行真伪的甄别，这就加大了工作的难度。二，语言方面存在问题。即便取得了第一手材料，而且也很可靠，但是，怎样才能使翻译得比较准确，这就成了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聘请专业人员，不仅要懂外语，还要动西方音乐史，而这方面的人才又非常的欠缺。三，文化意识形态上存在问题。这一点是很难克服的，因为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文化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在对文化的认同和理解上会有很大的误区。四，我国人们对于西方社会的科学和人文知识缺乏。想要很好地研究西方音乐史，就要正确地掌握西方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而且对其要深入正确地理解，因为，西方音乐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受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影响都很深，所以，不得不对西方音乐史材料的翻译人员提出较高的要求，甚至显得有些苛刻。

如今，中国对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和科学价值，这就难免会存在着学科和文化上的差异。

怎样使文化心态达到理解和平衡，这是研究西方音乐史的基础条件，所以，我们要用理解和包容的心态，接受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的文化艺术的差异性，找到两者的平衡点，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西方音乐史这门学科的研究工作。

综上所述，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在我国才刚刚起步，未来面临更多的是机遇，因为作为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还具有更大的潜力和价值、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对于我国与世界音乐文化的交流有着深远的意义。如果我国音乐学者想要发展民族音乐，西方音乐史无疑是很好的借鉴，所以，西方音乐史对于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班丽霞西。方音乐史研究中的文化缺失[j]人民音乐。2009,09。

[2]于润洋西。方音乐史学科在中国的未来之路[j]音乐研究。2013,03。

西方法律思想史与西方法哲学的关系论文

想看《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的想法存在很久了。近期上行政法课程的时候老师经常把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自然法和社会法学进行对比分析。由于才疏学浅，一直对各个学派为何而争，各学派的核心观点和代表人物不明就里。关于斯多葛派、托马斯、格劳秀斯、普芬道夫、霍布斯、斯宾若莎、萨维尼、奥斯丁等一系列历史人物实在不了解。听老师在讲堂上侃侃而谈在下面听得实在憋屈，索性把博登海默的《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花了一周左右时间啃下来。终于可以理清老师上课的思路和脉络，不失为一种收获。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全书大抵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第一部分的法律哲学的历史导读；第二部分法律的性质和作用；第三部分的法律的渊源和技术。

第一部分作者从古到今梳理影响法学历史进程的法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作者从古希腊说起，他认为古希腊时期法律和宗教合一，后期诡辩派的出现，他们主张的强权即公理使得自然法和社会法逐渐产生分离。这时期的柏拉图所倡导的社会蓝图是人生而不平等，在《理想国》中，他声称最理想的国度应该要区分清楚统治者、辅助者、农民和手工艺者，让他们各司其职，整个社会才能够运行有序，柏拉图并不特别虔诚相信法律的作用；而在亚里士多德时期，亚里士多德虽然认同柏拉图的主张，但他较为敏锐地意识到权力会导致人性的丧失，提出了要法治不要人治的主张。他认为以正当方式制定出来的法律具有最终的权威性；在此之后出现了斯多葛派，该流派认为世界上有一种遍及宇宙的普世力量，那就是理性，这是正义和法律的基础。西塞罗更是进一步把自然等同于理性，并把理性等同于宇宙中的主宰力量。

到了中世纪时期，政教不分。在此期间诞生了很多为宗教至上提供理论来源和法理支撑的学说，最早期的宗教教义以奥古斯丁的学说最为流传盛行，他认为国家制度起源于人性的腐败，教会对国家拥有绝对的权威。国家只是作为人间和平的工具才是正当的。国家必须捍卫教会，执行教会的命令，并经由实施世俗的法律来维护人与人之间的秩序。而后托马斯认为世上有四法存在，分别是永恒法、自然法、神法、人法。其中永恒法最为主要，自然法是从永恒法中抽出一些规则所组成，神法是上帝发布的一些具体的命令和制定，人法则是人世间订立的法律。其后出现了中世纪唯名论与唯实论的论证。唯名论认为自然界中唯一实在的物质就是人们通过观察而认识的那些单个的事物和对人之感觉的认知。而唯实论则认为外在世界存在与主观意象一一对应的实物。

等到了古典时代，政教开始出现分离，具体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第一阶段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从中世纪神学和封建主义中求解放的过程。代表人物格劳秀斯、霍布斯、斯宾若莎、普芬道夫和沃尔夫。第二阶段权力分立保护个人天赋权利，代表人物洛克和孟德斯鸠。第三阶段人民的“公意”,代表人物卢梭。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认为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能对他人施加压力，从而使他人能在其诉求中适当地控诉侵犯其平等权利的行为；霍布斯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自利的，利益是唯一合法的尺度。法律不可能是不正义的，但却可能是邪恶的。要成立君主专制的政府形式。斯宾若莎认为只要人生活在自然统治之下，就会导向争斗和失序；洛克反对霍布斯的专制形式，倡导有限权力政府。分权主要为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最后人民说了算。孟德斯鸠则主张三权分立；到了卢梭时期，卢梭的思想更为激进和浪漫，他认为每个人向全体奉献自己，实际上就是没有向任何人奉献自己。在市民社会，个人不服从个人，只服从“公意”.卢梭的理论很容易导致专制民主制。

在古典时代之后，德国出现了先验的唯心主义思潮。以康德为首的学者认为人是经验现象世界的一部分。他认为存在着两个世界，其中自由与人之理性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物质和因果关系的经验世界是虚幻世界。康德更加倾向于认为外在物质的世界是虚构和无妄的。在康德的基础上，费希特则主张纯粹的唯心主义，他认为所有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和核心都是而且必须是智性人的自我。而黑格尔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了唯心主义，他将唯心论由主管唯心主义拓展到客观唯心主义。黑格尔提出进化的新观念，他认为社会生活的种种表现形式，都是一个能动的，进化的过程的产物。历史运动的背后存在一个伟大的理想，即实现自由。黑格尔的这种进化的新观点为历史学派的出现提供了契机。

历史学派在德国的代表人物当属萨维尼，萨维尼认为法律是那些内在地、默默起作用的力量，深深植根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之中，而且其真正的源泉乃是普遍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而美国的梅因则认为各民族的法律发展史表明一些进化模式会在不同的社会秩序中和相似的历史情势下不断重复地展现。迄今为止的进步社会运动，乃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斯宾塞则提出了法理进化理论，他认为文明和法律乃是生物的和有机的进化的结果。而生存竞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则是这一进化过程中主要决定因素。文明发展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的或军事的社会形态。第二阶段是增加对政府职能的限制，以增进个人自由。马克思集前人思想之大成，开创新的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他认为法律是不断发展的经济力量的工具。法律是通知阶级用以维护其统治较低阶层的权力的工具。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社会控制之工具的法律将会逐渐减少其作用并最终消亡。

除了唯心主义、历史学派、自然法学派外，还有以边沁、穆勒和耶林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法学派。边沁认为政府得职责就是通过避苦求乐来增进社会的幸福。穆勒认为人具有比动物的欲望更高级的官能。耶林认为法律的目的是在个人原则和社会原则之间形成一种平衡。法律是一种实现功利目的的工具，被称为社会功利主义者。

在此之外，奥斯丁、凯尔森则提出了分析实证主义学说。该学说试图将价值考虑排除在法理学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外，并把法理学的任务限定在分析和剖析实在法律制度的范围之内。认为只有实在法才是法律。奥斯丁试图将法理学同伦理学相分离，凯尔森更加激进，他提出纯粹的分析实证主义学说，他希望消除法律科学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还希望使法律理论摆脱一切外部因素和非法律的价值判断。认为法律是由不同层次的法律规范组成的等级体系。之后还出现以庞德为首的社会学法学，卡多佐霍姆斯等人的法律现实主义。还出现自然法的复兴和价值取向法理学。

第二部分作者对法律的性质和作用进行深入的探析。他首先先从秩序入手，从自然界有序模式普遍性的角度、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角度、对秩序的内心需求角度、对比了无政府状态和专制政体的缺点，从而认为法律的普遍性要求之一就是必须维护世界的秩序。秩序成为法律形式上必须落实到位的关键要素；紧接着作者又将视角投射到正义的内涵之中。作者首先界定了正义的目标，即满足个人的合理需求和主张，并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提高社会内聚性的程度，指出这是维续文明的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然而作者对正义的内涵却无从界定，他对比了历史上权威人士对正义的定义，有与理性相挂钩的、有与平等相挂钩的、有与安全、自由等概念相比较。最后，作者一一比较了正义与自由、平等、安全、福利、理性的区别和联系，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法律就是秩序和正义的综合体。并区别开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力量的区别，指出法治的利弊。

第三部分，作者分析了法律的渊源和技术，探析法律的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并分析法律的科学方法的范式以及司法过程中的技术。

整本书的脉络清晰明了，内容详实，干货多，读起来带劲。

从这本书中我学到很多。

第一，虽然我学习的专业是法律，但从书的第一部分学习可以看出。所有学科的起源应该都是来自于对宇宙的追问和探讨，对人生意义的探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等一系列哲学大家所探讨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法律问题，他们追问的是宇宙深处的秘密，人性的深处。人为什么活着，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于是有人平等、自由、公正等概念的出现。从而衍生出法律这门学科出来。部门法存在的前提可以由宪法所赋予，这也就是所谓的宪法资源。而宪法存在的前提从哪里去获得？没有。任何问题的追问都会陷入对元问题的探寻，而元问题是没有答案的，这个答案的探寻就落在哲学家身上。以此推演，经济专业、社会学科、甚至是自然学科。所有现存的学科的无穷追问，都会面临一个问不下去的问题。所以任何的学科都需要价值前设。也就是说必须需要一个理论的基础以支撑一门学科的发展。法律的理论基础就是《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二部分的探寻结果：法律是秩序和正义的综合体。法律的最原始的价值前设就是世界上存在秩序和正义，这是让每个人、社会可以很好生活发展的基础。从而确立秩序和价值的无上地位。法律就此沿着这两个价值基础开疆拓土，成为一门繁衍成长的学科。

第二，从第一部分历史上对真理的探寻可以看出，从古至今并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哲学家对不同的学说甚至存在大量的疑义和分歧。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对探寻法律的终极真理报失望态度呢？不是的。世界是变化发展的。任何哲学大师的学说之所在在他所在的时代存活下来并指导当时的时代向前发展，就说明哲学的探寻能出成效。如果我们接受“真理是任何特定时间人民经验的总和”的说法，我们就可能更能够坦然面对不同学说的争鸣和互相挑衅质疑。不同时代学说之间的隔空甚至隔世对话，碰撞、争鸣，才更可能在新时代产生更灿烂夺目的时代成果。世界上有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不知道。但人们一直在前进。如果失去对未知的好奇和探寻，人将成为一潭死水，波澜不惊，历史终结，时代崩溃瓦解。

第三，单单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说。我成功梳理了从古至今关于法律的争鸣，知道了何谓自然法学派、斯多葛派、分析实证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功利主义、唯心主义等等，知道了各个领域的大牛。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我所接触的学派理论和学说都是博登海默的二次加工，我是对于别人理解的再理解。我吸收的是博登海默的知识而不是各个哲学家最原始新鲜的知识，并且我对于博登海默的知识传授可能都没有吸收一半。如果需要更深入了解和学习，我必须要做的是去找各位大师的著作进行拜读。其次，对于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我看的并不是很透彻。这是我自己的看书问题。尽管我开始有意识的培养自己看书写读后感的习惯，但对于书的精读仍然不够，仍需要好好锻炼。

西方哲学智慧论文

经过一个学期的西方哲学智慧的学习，在老师的教导和自己的认识下认识了西方哲学智慧，最近借了几本关于哲学的书籍开始观摩，通过对书本知识的浅层了解，写下这篇关于形而上学的读后感。首先，对本书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吧：本书是达米特的代表性著作，它最为系统地反映了作者哲学思想的全貌。全面阐述了意义，真与反实的论等问题。从弗雷格的意义理论出发，作者阐发了弗雷格的涵义和指称的概念，对弗雷格关于涵义与指称区别的论证做了进一步的辩护，批判了真值条件意义理论，提出了辩护主义的意义理论以及意义理论的显示原则、交流原则，试图把应用于数学领域的直觉主义逻辑方法推广到日常语言领域，解决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问题，以奠定其哲学理论的逻辑基础。本书涉及的哲学理论博大精深，其主要观点大胆而深刻，颇有争议而极具原创性，是学界公认的一部相当重要的著作，是20世纪哲学的真正高水准的成果之一迈克尔·达米特的《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很值和一读：该书是重要的、大胆的、论战性的，并且非常深入。它的总主题：语言哲学是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途径。

该书取得的形而上学大“收获”不仅仅是对经典逻辑的修正„„它是20世纪哲学的真正高水准的标准性著作之一且不说读了这本书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何谓：形而上学吧，形而上学在古典哲学里面是至高无上的，是第一哲学。是研究宇宙自然的基础。当然一些概念被后来人推翻并完善了，但是它的核心思想却是不可动摇的，至今起着重要作用。正因为这些观念，许多哲学家把哲学的核心放在了研究宇宙万物统一的，最普遍最一般的本质或者共相上，认为它是万物存在的根本根据。所以，这门科学是研究所有科学的基础所在。这就是形而上学。几千年以来，形而上学的演变史几乎等同与哲学的发展史。在哲学家看来，如果哲学是人类科学中最美丽的王冠，那形而上学就是王冠上最美丽的那颗宝石。然而在以黑格尔作为起点的现代哲学开始之后，西方开始普遍质疑形而上学，开始重新开辟道路，开展对传统的革命，这是因为对形而上学的错误解读。但是它在哲学史上占据的位置是至高无上的。

或者科学发展到了另一个地步，它又会重新回到人们研究的中心而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和发展其实，虽说略读过本书，但是对其内容可谓知之甚少，关于什么语义值、推理与真的概念及其各种各种关于真的理论，真的太过于抽象化了，在这片哲学的海洋里，自己甚至连冰山一角都还没有厘清，更不要说会有懵懵懂懂的感觉了，能够开始有这种懵懵懂懂就表示自己离哲学的脚步不远了，这里也会为自己提出一个书本上的理论：这样的基本假定似乎合理吗？我们在这个析取、条件句及全称量词等条件中有诸多的不符之处吧。

虽说没有打算以后的人生为哲学而活，但是哲学是每时每刻存在着，其实，看完这本书过后，我更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哲学，学习哲学的意义在哪里？大家都知道，从初中开始，老师就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老子、孔子、孟子、韩非子等等诸子百家的才能智慧，这些人，可以说都是中国乃至世界哲学史上的先驱。因为古人便知道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等等哲学思想，这是何等的智慧啊？更有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泰格拉等等在哲学史上的皇冠级人物，这些人都可以说是智慧的结晶，尤其是柏拉图针对苏格拉底而说的：“我爱我师，我尤爱真理”，这是多么崇高的战斗主义精神，为了真理，且不论正误，至少是自己在追逐着心中的理念，这是多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啊。

当代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等，都在哲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创造性伟绩。再看看我们熟悉的当代中国伟人---毛泽东，将更多的哲学思想用在了为中国的解放事业上，熟悉地结合了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华民族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邓小平更是将哲学的思想用在了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

说了这么多关于哲学的杂事，那什么是哲学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如果你问一百位哲学家，那恐怕至少会得到一百种以上的回答，因为至今关于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不同的哲学家都会有各自的答案。据官方资料得到：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是关于世界的本质、发展的根本规律、人的思维与存在的根本关系的理论体系。长期以来，人们把哲学等同于形而上学，又把形而上学等同于玄学。就哲学研究外部世界的本原和一般本质来讲，把哲学说成形而上学没错，但把哲学说成玄学，就把哲学和科学对立起来。任何一门学科，只要有明确的可具体界定的可实证的研究对象，能够建立起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都可以成为科学；而有明确的可具体界定的可实证的研究对象是能够建立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的前提。科学与玄学相对而言，哲学的科学化与哲学的玄学化相对而言，哲学的科学化与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定位是对称的——哲学的科学化程度同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地位成正比。“世界观和方法论”本身具备指导性、实证性与可操作性；当我们说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时，实际上就已经承认哲学是一门科学。

哲学科学化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哲学发展观；哲学发展史，本质上就是在天与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中，使哲学逐步科学化的历史。哲学科学化的进程，是天与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哲学科学化的逻辑，是天与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历史关系的浓缩。哲学史上的各种唯物论、唯心论、二元论、不可知论、证伪主义等流派只不过是这种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历史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而对称哲学，作为对它们的扬弃、综合、升华，本身就既是哲学科学化的结果，也是哲学科学化的总结看完这些，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太深奥了，太空虚了，我只想说，哲学就是对生活中过去的总结和未来的展望，同时对当前的生活有一个更加合理的指导吧，这就是我对于哲学的看法。应该多半的人会认为我的观点是一个谬论吧，其实我个人觉得是很有道理的，让我来做一个简要的解释吧：过去的总结和未来的展望就相对于上文所说的世界观，对当前的生活有一个更加合理的指导就相对于上文所说的方法论，虽然言语间没有什么典雅的词汇，但是这样对于我一个还未入门的伪哲学学者来说，是再容易理解不过了。说了这么多，其实多半是从网上找来的资料罢了，但是通过浏览这本书过后，我更想说说作为年轻的一代，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哲学，哲学的意义何在呢？我想，要是学习一个东西没有任何意义的话，不学也罢，自然，哲学的意义是非同一般的。

那么学习哲学有什么意义呢？或者更直白的说学习哲学有什么用呢？其实这个问题真的让人很难回。在我认为，哲学是一个非常高深的一门学问，因为哲学是智慧之学。凭借哲学智慧，我们不仅可以在日常事务中深谋远虑，而且能获得一切事物的知识。一个民族想要更文明，更有教养，非有哲学基础不可。拥有哲学，好比一个人行路时用自己明亮的眼睛探路，没有哲学相当于在黑暗中摸索或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黑格尔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就像一座庙，其他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哲学在一个民族中的地位就像是庙里的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所以，有这样一句话：一个有哲学思想的人，是会创造幸福的人；一个热爱哲学的民族，是世界上最有希望的民族！看完这本书，其实，并不在于这本书讲了什么，因为对于整个哲学史来说，这本书不过是九牛一毛、冰山一角罢了（虽然这本书有着极其丰厚的学术代表性）更在于，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怎样去理解哲学，感悟哲学，从而应用到实际问题中来。最后，我以一则哲学笑话来结束这篇小论文吧。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泰勒斯，有一天晚上走在旷野之间，抬头看着满天灿烂的星斗，却预言第二天下雨。正在这时，他掉进脚下的坑里，差点摔个半死。别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救我，你知道吗，明天会下雨啊！于是又有了一个关于哲学家的笑话——哲学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不知道脚下发生什么事情的人。

西方哲学论文

人之为人，总要为自己行为的应然性、合理性，寻找一种本体的辩解。那么，人之行为的合理性基础或“应然性”之根究竟是什么？它植根于天国还是尘世？是生成于人的内在本性还是人的主体自由选择或诸种心理活动？是基于个体主体抑或是主体间性？对这些问题的选择与回答，西方道德哲学经历了一个由神的外在权威向人的内在权威转变的摧毁与重构，由有权威的绝对主义向无权威的相对主义转变的否弃与重构，以及克服道德相对主义向规范伦理学的复归与重构，这样几个不同阶段的寻根发展理路。而每一次的摧毁与重构、转折与发展，既折射出一种时代精神，也反映了西方道德哲学家对形塑人的主体自身形象的一种理想追求。

一

在西方中古时期，神与宗教长期以来是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尼采将此概括为：宗教对西方人来说，与其说是一种神学体系，不如说是一种心理母体，它环绕着人从生到死整个一生。然而，这种以神作为人的精神支柱，以宗教作为人的精神家园的终极神圣律法，则随着资本主义的生成，封建等级制的消亡，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文精神的高扬，遭到了启蒙运动的强烈冲击。启蒙运动强调人的精神家园不在天国，而是在人所栖居的尘世；人的精神支柱不应诉诸于一个外在的终极权威，而应立足于人的主体自身。所以，对于现代启蒙运动中的现代道德哲学家而言，首要任务是填补被人的主体理性驱逐了上帝的外在权威之后，而给道德哲学留下的价值本源空白。

如果说支撑人去践行的道德之根不是上帝或神意，而是由人的天然本性使然，那么，人的天然本性具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征？什么样的人性特征才是道德基本原则的合理性基础？能否从“自然而然的人性”合理地推论出道德禁令，从而在二者之间建构牢固的关系？思考与回答这些问题，既彰显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在突破了中世纪封建神学伦理的传统禁锢之后的道德价值取向，也构成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共同本质特征，同时也生成并决定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多元化及其相互对立的诸道德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与纷争，乃至走向失败与终结。

首先，从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价值取向看，其道德改革并不在于剥夺中古时期的“道德内容”，而是它的道德根基。在这个问题上，现代道德思想家的普遍价值取向是以人性对抗神性；依据人性为现代道德的合理性基础提供一种证明和辩护，从而使道德规范的权威性在由神的外在终极律法转向人的内在本性或主体自律的世俗化基础上，在人性与道德规范之间建构一种坚实而可靠的联系。所以，尽管现代道德思想家在如何重构新的道德价值观上，表现出不尽相同的思维路向、论证方式和理论构成，但是所有这些思想家在构建新的世俗化道德有效论证运动中，都将道德法则的合理性和权威性论证建筑在人性特征的基础上，强调人的价值标准应该以人“本身的品质为标准的”绝对地位。归依人性，“不在别处而只在自身寻找合理证明原理的要求”，成了近代时代精神的最强音（注：阿莫尼克：《道德与后现代性》，哲学译丛，1992年第2期，第38页。）。

其次，揭示与描述人性的本质特征，并从其所理解的人性之“是”的前提出发，推论出人之“应该”的道德规则及其戒律的合理性、有效性与权威性，为人性的本质特征与道德戒律之间必然而坚实的关系作出合理的辩护与论证，则构成了现代道德哲学的首要任务与本质特点：即道德论证与论证道德。而这种以人为本的论证道德，在经历了几个世纪漫长而曲折的探索与嬗变、辩护与论争之后，不仅抛弃了传统伦理学的自然目的论，剥夺了宗教神学的目的论的绝对特性，而且为资本主义新道德的价值观奠定了主体范式或主体自律的基础。

第三，当启蒙运动将人之践行的应然性基础诸诉于人的主体或人性时，这场运动又归于失败。其原因在于：其一、现代道德思想家一致同意道德法则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可辩护性与合理性，应建筑在人性的基础上。但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性特征才能为道德法则提供权威性的根据并得到有效的合理性辩护？正是在对这一至关重要问题的肯认与论证上，诸家诸说各持己见，纷纭争执，陷入了多元的、相互争辩的道德体系之间的“诸神之战”。

容。人们不仅在理论和实践上丧失了对道德的明辨力，而且无法有客观的标准来判断和识别善恶性，导致现代论证道德的合理性运动陷入了道德“多元论”和道德相对主义的困境。

其二、现代论证道德合理性运动之所以失败还在于：其道德论证不能合乎逻辑地从其所理解的“自然而然的人性”之“是”推论出人之道德原则以及道德践行之“应该”，进而在其所承继下来的道德禁令与未经教化的“自然而然的人性”之间建立起必然而可靠的关联。因为现代道德思想家从中古时期所承继下来的道德禁令，和其所确定的人性概念这一两极因素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与对立。因而当道德思想家试图在其正面论证中把道德禁令置于人性基础上的同时，他们又在各自作出的反面论证中越来越趋向于一条普遍原则：没有任何有效性论证能从纯粹事实性前提中，得出任何道德的或评价性的结论。休谟以疑问而非肯定性断言的方式表达了这一普遍原则：人们“从‘是’的前提中得不出任何‘应该’的结论”（注：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换言之，即我们无权说：既然人是这样的，人就应该以这种方式行事。休谟这一著名的禁令就像中世纪的表兄弟―奥卡姆的剃刀一样，使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现代经典道德哲学，都陷入他的禁令的无情砍刀之下。这一被视作无可争议、无可逃避的永恒真理，既是与古典传统道德最后决裂的信号，又是现代论证道德合理性运动彻底失败的信号。

二

现代论证道德的合理性运动的成功与失败，从正反两方面启发并影响着当代西方道德思想家，且构成其学说发展的直接逻辑起点。当代西方道德思想家承继了现代论证道德的“主体范式”，但不再热心从主体自我寻找出一种普遍的、本质的和内在的人性特征，以作为道德原则的合理性与权威性的绝对形而上学基础，即不再热心于从人的内在本性去寻求人之行为之根；而是将道德的生活方式和准则的合理性、权威性，转向诉诸于主体的选择活动，以及主体的偏爱、态度和情感描述与表达等主观心理活动。这种道德哲学的转向不仅从本质上改变了道德原则与价值判断的内在意蕴，改变了道德争执的根本特性；而且使企图维护客观的非个人道德判断标准的现代论证道德的绝对主义理想，为当代道德哲学的相对主义所取代。

当代道德哲学的相对主义分别以不同的运思路数，表现在唯科学元伦理学和非理性人学伦理学中。

唯科学元伦理学自摩尔的直觉主义开始，经史蒂文森等人的情感主义到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的分析哲学的发展，其共同倾向是：坚持将事实真理与价值观念严格区别开来，认为道德规范、价值判断和伦理概念等命题，不是知识的表达和意义的描述，而是一些存在于有限世界的彼岸，无法用经验事实证明其真假的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所有道德规范、价值判断和伦理概念就其本性是道德与价值而言，都不具有真理的价值，而仅仅是偏爱、态度和情感的外溢和经过乔装打扮的命令句、祈使句等。由于表达偏爱、态度与情感的道德判断，无真也无假，没有任何合理的方法来确保道德判断的一致性。所以，任何追求客观的非个人道德标准的企图，都无法得到有效的合理辩护。因此，伦理学作为“不能记述的对象”――价值的科学，其根本宗旨不在于把道德作为社会的、整体的、客观的现象去研究，而在于分析研究道德语言、概念和逻辑等。就此而言，唯科学元伦理学不仅具有形式主义的特征，而且又与传统的规范伦理学，即“实践哲学”分道扬镳了。

非理性人学伦理学从意志主义者尼采宣告上帝已死，倡导“重新估计一切价值”起，一切永恒的、绝对的传统道德价值便随着上帝的死亡而消亡了。一切新的道德价值和生活信仰，都是“超人”的自由选择和创造。超人是一切真理、价值的立法者。尼采这种拒绝一切绝对的、客观的理性论证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道德价值观，在存在主义，特别是在萨特的非理性自由人学与自由价值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与诠释。否定上帝的存在，主张创造人的是人自身是二者共同的价值取向。人没有任何先在的本质，存在就是一切。人既没有外在的绝对权威：上帝，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内在本性或人学原理，同样人的选择活动也不受社会的制约。人，不管他作出哪种决定，都没有什么现行的普遍原则帮助他理直气壮地为其决定作辩解。人是各种价值的创造者，而人的自由则是其价值创造与选择的惟一基础。

符合个人的主观经验与兴趣，作为道德评价的直接依据，从而使道德变成了一种方便有用的工具。

由上可见，“相对论的时代使人想要找到能够为之坚定地毫不含糊地献身的终身价值的希望大大破灭了。”（注：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2页。）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在唯科学元伦理学与非理性人学伦理学，这二种平行发展的极化运动中的共同指向是：摈弃了传统伦理学对客观的、非个人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探索，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论证道德的价值取向，更加剧了道德危机。人的道德判断、道德言辞，作为人的主观偏爱、情感意志等心理状态的表达，人的道德原则、道德价值，作为主观自由选择与创造的产物，丧失了绝对的、普遍的、合理的权威性。所谓道德判断、道德原则的权威性都是个体的、主观的、相对的，而道德权威的个体性、主观性和相对性，则意味着没有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可依从，没有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就可以自行其是，其结果必然是普遍的道德与善变得不可诠释；只有相互匹敌的道德理论之间，毫无结果的无休无止的矛盾与纷争，使道德陷入一种严重的危机之中。

三

道德权威的缺失与道德相对主义泛滥，导致了道德基础的崩溃与道德危机。这种危机，引发了西方道德哲学家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复归与兴趣，拒斥相对主义，重新为人之行为，寻找一种绝对的、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摆脱唯科学元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和非理性人学伦理学的任意品性，重构道德价值的合理性基础已成定势。

20世纪60年代，尽管道德哲学之间的“诸神之战”并未偃旗息鼓，然而在诸如新功利主义、新社会政治伦理学、新人道主义、新行为主义、新结构主义、境遇伦理学和商讨伦理学等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复归与重构步伐中，一方面显示出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并不是简单地归依传统，而是基于当代西方社会的背景条件和现实需求，以时代“开新”为其理论宗旨，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视角，批判地继承了传统道德哲学的某些内容和观点，开创性地重构着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又不是在彻底地否定传统前提下的重构，如现代论证道德哲学既强调以摧毁和摈弃中古神学自然目的论为否定性前提的革命性的替代性重建，又追求以挽救和重振现代论证道德的精神为肯定性前提的再造性的承继性重构。西方道德哲学这种回归与重构趋向表明：在经历了唯科学元伦理学和非理性人学伦理学的道德危机之后，“人们又在对人的基本价值表示关切了”（注：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2页。）。规范伦理学已经开始了一场戏剧性的复兴。

那么，究竟如何超越道德相对主义而建立起道德的普遍性、权威性与客观性？如何超越价值的多元论而建构一种普遍伦理或“普世伦理”，以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一个指导其道德航向的罗盘呢？为此当代西方道德思想家沿着不同的路向，进行着种种努力和尝试，而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则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阿佩尔，建构在“主体间性”基础上的商讨伦理学，对普遍伦理学的合理性基础所作的探讨。阿佩尔在《哲学的改造》一书中指出：我们这个时代，乃是以科学所致的技术成果所造就的全球一体化文明为其特征的时代，因此对某种普遍伦理学的需要，即对某种能够约束整个人类社会的伦理学的需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对普遍伦理学“合理性”基础的重新思索与辩解，使二者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传统道德哲学的个体“主体范式”，而代之以“主体间性的范式”。主张只有基于“规范的主体间有效性”，才能构建一种规范上中立的、客观的普遍伦理学。

道德之根―主体范式的变换，根源于哈贝马斯、阿佩尔对主体理性的重新认识。在二者看来，人的主体理性绝不是在个人意识里发展的，而是在语言对话、主体际构成的世界里发展的。每个人都不可能在私人语言框架内获得其思想的有效性，每个人的主体理性或意识活动也不可能是封闭的、个体的，而是开放的、公共的。所以，任何孤独思想的有效性，以及孤独个体的良知决断的道德约束力，原则上要依赖于人与人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之间的相互肯认和共识。他们认为传统道德哲学家由于拒绝系统地了解一切理性运作的语言的这种作用，因而便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限囿于心灵独白的、唯我独尊的理性观念里了。其结果势必陷入“意识唯我论”的圈套，并由此引向在孤立主体的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中，寻找道德可能性的条件。这种基于主体自律的道德观，不仅无法躲避休谟意义上的“砍伐”，而且必然发展成为当代相对主义道德观。因此，普遍伦理学的合理性基础之重构，自然应植根于交互主体的“交往理性”范式，而非个体主体的理性范式。

际间得到肯认，就会形成共识，构成共同意志的一致性。这种主体间的共识与意志一致性，反过来又会成为制约和指导每个社会个体行为的道德规范，从而保证着对个体主体行为的合乎规范的一致性的道德约束性。

其次，商讨伦理学所诉诸的道德之根的转换，使之所构建的伦理学，一方面，不会倒在休谟的砍刀下，即企图从纯粹事实的判断中推导出伦理规范。因为，这里制约每个人去行为的主体“人性”，已经不是那种被先行设定起来的个体主体的人性之“是”，而是在与他人的交流、理解、交往与沟通中，不断得到修正与丰富而建构起来的主体际的“人性”，即一种具有美育和道德规范慎重教化的“人性”。另一方面，克服了道德领域中“方法论的唯我论”。以往那种基于个体主体的主观“良知”的强制力，或基于个体主体的自由选择的道德责任约束性，现在凭着主体间的交往与交流，已为基于“超主观性”的主体际共识或一致性的民主意志所取代，而成为每个人的行为与选择的有效性基础。

毋庸置疑，商讨伦理学建基于“交互理性”主体基础上的道德伦理学重构，为协调自律道德行为者与普遍原则之间的关系，为消解无休无止的道德论争而达成共识，以及为构建一套既合乎理性又公正的普遍道德，提供了一条富有启发性的思维路向。然而，它对“终极基础论证”的方式，仍然沿袭了传统哲学的先验的“自上而下”的理论论证方式，因而它所阐发的伦理学基础，还只是一个没有考虑人的现实“道德情境”的“理想交往共同体”。尽管这个理想的交往共同体被看作是“实在交往共同体”的前提条件，但从一些被理想化了的前提出发所构架起来的伦理学，势必难以摆脱先验预制程序的理论局限性。不过，这种独树一帜的伦理学的回归与重构，在某种程度上则标志着西方道德哲学在探索伦理―道德合理性基础上的一种进步与发展，即使得建筑在个体主体理性独白基础上的西方道德哲学，转向主体间性交互理性基础上的伦理道德哲学。

总而言之，表明：道德价值与理想作为经验现实的人质或人格，终究要与人的主体存在根基相联系。无论西方道德哲学家对人的道德之根做出怎样的抉择与论辩，但可以说追求一个更为完善的人生与社会的渴望，不仅是一个理论逻辑思辩的理想，而且也是历史现实自身的运动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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