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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司马谏议书应用篇一
【串讲课文】
原文：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翻译：我说：昨天承蒙(您来信)赐教。我认为和您交游相处友好的日子很长久了，但是议论政事常常合不来，这是因为我们采取的政治主张不同的缘故。
原文：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翻译：如果硬要辨解，最后一定不会被理解，所以简单地写回信给你，不再一一为自己辨白;再三想到您对我的重视厚遇，对(书信)往来不应草率莽撞，所以现在详细说明情况，希望您也许能谅解我。
原文：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
翻译：读书人争论的问题，主要在于名称和实际的关系，名称和实际关系明白了，那么天下的道理也就清楚了。
原文：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
翻译：现在您用来教训我的是认为我超越权限、惹事生非、搜刮钱财、拒绝批评，因此遭到天下人的怨恨和诽谤。
原文：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翻译：我却认为受皇上的委托，拟订法令制度并在朝廷上修改，然后交给专职的官吏去执行，不能叫作越权;推行先王实行过的政事，兴利除弊，不能叫作惹事生非;为国家清理财政，不能叫作搜刮钱财;驳斥错误言论，责问巧言小人，不能叫作拒绝批评。
原文：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翻译：至于怨恨和诽谤那么多，那本来早就料到它会这样的。
翻译：盘庚迁都的时候，老百姓都怨恨，不只是朝廷上的士大夫而已。盘庚没有因为有人怨恨而改变他的计划，因为计划合理才行动的，这事看不出可以后悔的地方。
原文：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翻译：如果您责备我任职很久，没有能帮助皇帝大有作为，以造福于人民，那么我承认有罪过;如果说现在应当什么事情都不做，墨守成规而已，那我就不敢领教了。
原文：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翻译：没有机会见面，我不胜仰慕到极点。
答司马谏议书应用篇二
全文立论的论点是针对司马光认为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的指责，指出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从而说明变法是正确的。司马光的攻击名实不符，全是谬论。文章逐条驳斥司马光的谬论，揭露出他们保守、腐朽的本质，表示出作者坚持改革，绝不为流言俗语所动的决心。
第一段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
因为两人之间有分歧，所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王安石在第一段第一句写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昨日蒙教”是礼貌性套语；第二层提到与司马光“游处相好之日久”，感情色彩很浓，使司马光很是舒服；第三层急速转到“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点明二人政治上不投合的原因所在。这三层意思集中在一句话里显出高度的概括力，亮出了分歧的焦点所在。不伤感情，态度坦率。第二句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司马光见解坚定，并不肯轻易改变，所以“虽欲强聒”多讲几句，一定得不到见察；对于洋洋洒洒三千余字的来信，只作简单答复，不再一一白辨。第二层是：经过仔细考虑，司马光很是看重自己，书信往来，不宜鲁莽，所以要做详细解释，希望司马光能够宽恕。这里说明了作者的态度和方法，又显示出冷静沉着。
第二段是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作者以“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为论证的立足点，分别对保守派谬论进行驳斥，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
在辩驳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一一名实问题。名正则言顺而事行。但站在不同立场，对同样一件事（即“实”）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就会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司马光在来信中指责王安石实行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这些责难，如果就事论事地一一加以辩解，那就很可能会因为对方抓住了一些表面现象或具体事实而陷于被动招架，越辩解越显得理亏；必须站在高处，深刻揭示出事情的本质，才能从根本上驳倒对方的责难，为变法正名。先驳“侵官”。作者不去牵涉实行新法是否侵夺了政府有关机构的某些权力这些具体现象，而是大处着眼，指出决定进行变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经过朝廷的认真讨论而订立；然后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体主管部门去执行。这一“受”、一“议”、一“授”，将新法从决策、制定到推行的全过程置于完全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基础上，“侵官”之说便不攻自破。次驳“生事”。“举先王之政”是理论根据，“兴利除弊”是根本目的。这样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国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扰民”。再驳“征利”。只用“为天下理财”一句已足。因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为谁征利。根本出发点正确，“征利”的责难也就站不住脚。然后驳“拒谏”。只有拒绝正确的批评，文过饰非才叫拒谏，因此，“辟邪说，难壬（佞）人”便与拒谏风马牛不相及。最后讲到“怨诽之多”，却不再从正面反驳，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语带过，大有对此不屑一顾的轻蔑意味，并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议论。
这一段，从回答对方的责难这个角度说，是辩解，是“守”；但由于作者抓住问题的实质，从大处高处着眼，这种辩解就绝非单纯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例如在驳斥司马光所列举的罪责的同时，也就反过来间接指责了对方违忤“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为天下兴利除弊的错误。特别是“辟邪说，难壬人”的说法，更毫不客气地将对方置于壬人邪说代言人的难堪境地。当然，对司马光的揭露和进攻，主要还在下面一段。
第三段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紧承上段结尾处怨诽之多早在意料之中的无畏声言，作者对“怨诽”的来历作了一针见血的分析。
先指出：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忧国事、附和流俗、讨好众人为处世的良方。在王安石的诗文中，“苟且”是因循保守的同义语；而“俗”与“众”则是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这里揭示出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实质，正为下文皇帝的“欲变此”和自己的“助上抗之”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因此接着讲到“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只是说明保守势力的反对势在必然，却丝毫不意味着他们的有理和有力。接下来，作者举了盘庚迁都的历史事例，说明反对者之多并不表明措施有错误，只要“度义而后动”，确认自己做得是对的，就没有任何退缩后悔的必要。盘庚之迁，连百姓都反对，尚且未能使他改变计划，那么当前实行变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势力的反对，就更无退缩之理了。这是用历史上改革的事例说明当前所进行的变法的合理与正义性，表明自己不为怨诽之多而改变决心的坚定态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可以说是王安石的行事准则，也是历史上一切改革家刚决精神的一种概括。
答书写到这里，似乎话已说尽。作者却欲擒故纵，先让开一步，说如果对方是责备自己在位日久，没有能帮助皇帝干出一番大事，施惠于民，那么自己是知罪的。这虽非本篇正意，却是由衷之言。紧接着又反转过去，正面表明态度：“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委婉的口吻中蕴含着锐利的锋芒，一语点破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思想实质，直刺对方要害，使其原形毕露，无言以对。
这篇短信笔力精锐，文字简洁而富有说服力，语气委婉而严正，既不伤害私人的友谊，也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作者的修辞和逻辑推理是根据对具体的人、具体的场合，运用了反驳、引导、对比、证明、启发、类推等方法，由近及远、由远及近、层层逼进进行的，它是驳念性政论文的典范之作。
这篇文章有三个写作特点。
第一个特点，作为书信体议论文首要特点是行文简洁、结构严谨、没有枝蔓，全文除开头和结尾段用几句酬答的礼貌语言以外，紧紧扣住保守派几个主要论点进行驳斥，只驳论点不涉及其它事情，结构非常严谨，驳斥时针对其要害，言简意明，使文章短小精悍。
第二个特点，论证方法多样。本文的论证方式是驳论，其反驳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第一直接反驳，如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第二个举出根据进行反驳，如“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这里就举出了有利的根据，说明不是自己独出心裁，而是受命于皇帝，是朝廷议过的法度，指出这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是合理合法的。第三举出史实进行反驳，举出历史的事实来进行反驳，如“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这里以历史上曾有过的如何对待怨诽的事实为表率，表示自己不以流言蜚语而动，既委婉地反驳了怨诽之多的责备，又表达了自己变法的坚强决心。整个反驳是明确而有力的，言简意赅。
第三个特点，是气势磅礴，寓刚于柔。全文所以有压倒论敌的浩然正气有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立足于理，理足则气势。二，擅于排比，连用排比驳斥对方，则势如破竹，无可阻挡。第三，擅用反语，如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气盛言怡，铿锵有力，虽则全文傲岸之气，愤然涌出，强调坚持改革的决心不可逆转，但语气相当委婉，柔中有刚，如比如说详细的说明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您或许能原谅我，结尾又说您批评未能帮皇上大有作为，那我知罪了，但让我什么也不要做，墨守常规就行，那我是不敢领教的。这样做一方面照顾多年交往的友谊，一方面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全力维护变法的正义立场。
答司马谏议书应用篇三
本文选自《王临川集》，作者王安石。王安石，字介甫，晚年号半山，临川人，曾被封为荆国公，世称王荆公，卒谥文，又称王文公。他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两次出任宰相，坚持推行变法，世称王安石变法。列宁称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又是著名的文学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诗、词、散文等方面都有独特的成就，他主张为文应“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他的著作有《临川先生文集》、《王荆公诗文集》。
第二项文体知识。
本文是书信体驳论文。全文主要驳斥以司马谏议为代表的保守派对新法的指责，所以属驳论文。王安石的说理文见识高超、论辩犀利。
第三项主旨。全文立论的论点是针对司马光认为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的指责，指出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从而说明变法是正确的。司马光的攻击名实不符，全是谬论。文章逐条驳斥马司光的谬论，揭露出他们保守、腐朽的本质，表示出作者坚持改革，绝不为流言俗语所动的决心。
第四项层次段落。全文分为四段。
第一段即开头一句和第一自然段。这段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因为两人之间有分歧，所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第二段即第二个自然段。是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作者以“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为论证的立足点，分别对保守派谬论进行驳斥，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
第三段即第三个自然段，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想让我从此不要做这些事儿，墨守前人的所作所为，那就是不是我所敢领教的。
第四段即第四个自然段，结束全文，说一些礼仪性的客套话。
现在再就第二段驳斥的几个重点进行分析。
关于侵官，依据名实相符的原则，王安石阐明制定和贯彻变法的规章制度，有皇帝的命令，有朝廷官员大臣讨论确定，有具体官吏执行，步步有据可查，不是侵官。
关于生事，新法实行，影响一些大地主和大官的利益，引起他们不满，司马光把这说成扰民生事，王安石阐明变法是举先王之政，兴利除弊，可造福于人民大众，加强国家的统治，不是生事。
关于征利，司马光等保守派攻击王安石变法是与民征利，王安石驳斥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目的在于理通财政，有利整个国家，表现出政治家的宏伟的韬略。
关于拒谏，司马光等人认为王安石不理会保守派意见就是拒谏，王安石义正辞严，指出自己抨击不正之理，驳斥不怀好意的人，证实自己光明磊落，坚持自己变法应有的态度。
所谓天下怨诽的问题，王安石举出历史事实，并分析说明保守派这些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乃是他们因循守旧的腐败作风。王安石坚持不能改变自己的态度，而且委婉地表示对司马光的说法则非某之所敢知。
第五项写作特点。
第一个特点，作为书信体议论文首要特点是行为简洁，结构严谨，没有枝蔓，全文除开头和结尾段用几句酬答的礼貌语言以外，紧紧扣住保守派几个主要论点进行驳斥，只驳论点不涉及其它事情，结构非常严谨，驳斥时针对其要害，言简意明，使文章短小精悍。
第二个特点，论证方法多样。本文的论证方式是驳论，其反驳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第一直接反驳，如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第二个举出根据进行反驳，如“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这里就举出了有利的根据，说明不是自己独出新裁，而是受命于皇帝，是朝廷议过的法度，指出这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是合理合法的。第三举出史实进行反驳，举出历史的事实来进行反驳，如“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这里以历史上曾有过的如何对待怨诽的事实为表率，表示自己不以流言蜚语而动，既委婉地反驳了怨诽之多的责备，又表达了自己变法的坚强决心。整个反驳是明确而有力的，言简意赅。
第三个特点，是气势磅礴，寓刚于柔。全文所以有压倒论敌的浩然正气有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立足于理，理足则气势。二，擅于排比，连用排比驳斥对方，则势如破竹，无可阻挡。第三，擅用反语，如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气盛言怡，铿锵有力，虽则全文傲岸之气，愤然涌出，强调坚持改革的决心不可逆转，但语气相当委婉，柔中有刚，如比如说详细的说明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您或许能原谅我，结尾又说您批评未能帮皇上大有作为，那我知罪了，但让我什么也不要做，墨守常规就行，那我是不敢领教的。这样做一方面照顾多年交往的友谊，一方面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全力维护变法的正义立场。
第六项疑难词句。
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窃，犹“私”自的意见，用作表示个人意见的谦词。每，是往往经常，术：方法，此处指政治主张。
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重念：又考虑的意思。视遇，是看待，反复，指书信往来，具道：详细的说出，冀是希望的意思。
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辟是批驳，抨击，难是责难，壬人是小人，是*泞之人。
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胥通与，相与之意，又“皆”义。非特：不仅仅。
第七项古文今译。
安石启：
昨日承蒙赐教，我私下以为跟君实您相处，彼此相好的时间已经很长了，而议论问题常常看法不一致，这是因为我们彼此所持的政治主张多有不同的缘故。即使我强做解释，最终也一定不会被您所谅解，所以只简略的给您回封信，不再一一加以辩解了。可是又想到您以厚遇待我，在书信往来时不宜草率失礼，所以今天我详细地说明自己这样做的理由，希望您或许能原谅我。
大凡读书人所争论的，最主要的是名义和实际是否相符的问题。如果名和实的关系明确了，那么天下的道理也就可以认识清楚了。现在您用来指教我的，是说侵夺官利职权，无端惹事生非，与民争夺财利，拒绝旁人劝告，因而招致天下的怨恨和指责。我却认为接受皇帝的命令，议定法律制度而在朝廷上讨论修正，再交给有关部门去执行，不能算是侵夺官吏的职权；实行先王的政治主张，用以兴利除弊，不能算是惹事生非；替国家整理财政，不能算是与民争夺财利；清除荒谬的言论，驳斥巧辩的小人，不能算是拒绝进谏。至于埋怨和指责的人很多，那是我本来就预料到会这样的。人们习惯于得过且过的生活已经不是一天了，士大夫们多已不关心国家大事，附合流俗，讨众人的欢心为好，皇上却要改变这种情况，而没有考虑敌人之众多，想出力帮助皇上跟他们相对抗，那他们怎么会不大吵大闹呢？盘庚迁都的时候，怨恨反对的是百姓，不仅仅是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因为怨恨就改变他的计划，这是由于他考虑这样做适宜，然后采取行动，认定做的对，看不出有什么可后悔的缘故。
假如您责备我在位的时间长了，却未能帮助皇上大有作为，以造福于百姓，那么我知罪了；假如要说今天应当什么事也不做，只要默守前人的陈规旧法就行，那就不是我所敢领教的了。
没有机会见面，内心不胜仰慕，仰慕您到了极点。
答司马谏议书应用篇四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译文】安石启：昨天承蒙（您来信）指教，我私下认为与君实您交往相好的日子很久了，可是商讨起政事来（意见）常常不一致，（这是因为我们）所持的政治主张在许多方面不同的缘故啊。虽然想要（向您）硬罗嗦几句，（但）终究一定（是）不能蒙受（您）考虑（我的意见），所以（我）只是简单地给您写了封回信，不再—一为自己辩解了。又想到君实很看重我，在书信往来上不应该粗疏草率，所以现在详细地说出我所以这样做的理由，希望您或许能够宽恕我吧。
有学问的读书人所争论的问题,特别注重于名义和实际（是否相符）。（假如）名义和实际（的关系）已经明确了，那么天下的大道理（也就）掌握了。现在君实您用来指教我的，是认为我（推行新法）侵夺了官吏们的职权，制造了事端，争夺了百姓的财利，拒绝接受不同的意见，因而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诽谤。我却认为从皇帝那里接受命令，议订法令制度，又在朝廷上修正（决定），把它交给负有专责的官吏（去执行），（这）不能算是侵夺官权；实行古代贤明君主的政策，用它来兴办（对天下）有利的事业、消除（种种）弊病，（这）不能算是制造事端；为天下治理整顿财政，（这）不能算是（与百姓）争夺财利；抨击不正确的言论，驳斥巧辩的坏人，（这）不能算是拒绝接受（他人的）规劝。至于（社会上对我的）那么多怨恨和诽谤，那是我本来早就料到它会这样的。
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已）不是一天（的事）了。士大夫们多数把不顾国家大事、附和世俗（的见解），向众人献媚讨好当做好事，（因而）皇上才要改变这种（不良）风气，那么我不去估量反对者的多少，想拿出（自己的）力量帮助皇上来抵制这股势力，（这样一来）那么那些人又为什么不（对我）大吵大闹呢？盘庚迁都（的时候），连老百姓都抱怨啊，（并）不只是朝廷上的士大夫（加以反对）；盘庚不因为有人怨恨的缘故就改变自己的计划；（这是他）考虑到（迁都）合理，然后坚决行动；认为对（就）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后悔的缘故啊。如果君实您责备我因为（我）在位任职很久,没能帮助皇上干一番大事业，使这些老百姓得到好处，那么我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如果说现在应该什么事都不去做，墨守前人的陈规旧法就是了，那就不是我敢领教的了。
没有缘由（与您）见面，内心实在仰慕得很。
答司马谏议书应用篇五
〔宋〕王安石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选自《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
安石敬白：昨日承您来信指教，我私下觉得与您交往深厚密切已非一朝一夕，可是议论国事时常常意见不同，这大概是由于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不同的缘故吧。即使想要勉强多说几句，最终也必定不被您所谅解，因此只是很简略地复上一信，不再一一替自己分辨。后来又想到蒙您一向看重和厚待，在书信往来上不宜马虎草率，所以我现在详细地说出我这样做的道理，希望您看后或许能谅解我。
本来知书识礼的读书人所争辨的'，尤其在于名义和实际的关系。名义和实际的关系一经辨明，天下的是非之理也就解决了。如今您来信用以指教我的，认为我的做法是侵犯了官员的职权，惹事生非制造事端，聚敛钱财与民争利，拒不接受反对意见，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fei谤。我则认为遵从皇上的旨意，在朝堂上公开讨论和修订法令制度，责成有关部门官吏去执行，这不是侵犯官权；效法先皇的英明政治，用来兴办好事，革除弊端，这不是惹事生非；替国家整理财政，这不是搜括钱财；抨击荒谬言论，责难奸佞小人，这不是拒听意见。至于怨恨和fei谤如此众多，那是早就预知它会这样的。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士大夫们大多把不关心国事，附和世俗之见以讨好众人为得计。皇上却要改变这种状况，而我不去考虑反对的人有多少，愿意竭力协助皇上来对抗他们，那众多的反对者怎会不对我气势汹汹呢？商王盘庚迁都时，连百姓都埋怨，还不仅仅是朝廷里的士大夫而已。盘庚并不因为有人埋怨反对的缘故而改变计划，这是因为迁都是经过周密考虑后的行动，是正确的而看不到有什么可以改悔的缘故。假如您责备我占据高位已久，没有能协助皇上大有作为，使百姓普遍受到恩泽，那末我承认错误；如果说现在应当什么事也别干，只要墨守从前的老规矩就行，那就不是我所敢领教的了。
没有机会见面，衷心想念和仰慕您。